(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缪祥烈，原名缪祥玖，化名陶然，笔名有靖宇、文理、丽天等。1917年农历九月初九出生于云南宣威榕城老堡村一个教育世家。幼时，父亲教他学了一些古文，使他对古汉语知识有了一定基础。父母还带他到地里劳动，教一些耕作知识。他天真活泼，勤劳俭朴，好学上进，尊老爱幼，深受乡亲喜爱。后入小学读书，除在校内认真习读外，还常把书本带在身上，有空就抓紧时间学习。初小毕业后，因家中缺乏劳力，曾回家务农3年。　　1934年秋，缪祥烈就读于县城两级小学。红军两次过宣威，他受到红军的影响，开始萌发革命思想。他在作文中写道：“红军来了分大财主的东西给穷人，穷人们高高兴兴抬着东西回家，很多穷人都跟着他们走，红军才是真正的英雄！”　　1937年9月，缪祥烈考入宣威县立中学。这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先后阅读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的著作，受到他们进步思想的熏陶。他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使祖国山河破碎感到十分气愤，而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胜利感到兴奋，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并积极投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他曾两次写信到延安与尹辉（宣威人）联系，准备组织爱国学生去延安。是年底，他秘密串联百余名学生，在宣威城郊小庙山召开会议，动员大家到延安去。后被坏人告密，缪祥烈被学校开除学籍。　　缪祥烈被开除后，便与董兴智，董兴跃等人到昆明报考军校，打算寻找机会去延安，后未去成而返回家中。在家他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对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1939年8月，缪祥烈向宣中要得修业证明书，考取省立宣威乡村师范学校。后因一同学将他的宣中修业证书偷借给另一学生考取军医学校后又逃跑，缪祥烈被宣威县政府扣押，还0现洋百余元才将他放出。后又经多方说情才于学期中途到宣师第五班就读。　　1940年3月缪祥烈经杨兴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参加党的活动，组织进步同学学习《新华日报》等报刊和马列著作，带领班上进步同学出壁报，讨论形势。同时，参与组织省立宣威乡村师范学校学生战时工作团，并任演讲股长。他发动和组织进步同学以壁报《社影话刊》为阵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并组织进步同学为抗日军属搞代耕。他思维敏捷。一次他到“正路书店”，恰逢县党部派人到书店搜查进步书籍，已把革命书籍抽了出来，正准备带走。缪祥烈灵机一动，急忙通过经理李树绩出面用钱贿赂搜查人员，了结了此事，保护了党的宣传阵地。　　1941年在社会各界反对县长彭元槐解散宣威县立中学的斗争中，缪祥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负责发动宣师学生声援支持宣中师生的正义斗争。他利用“战工团”名义，并通过积极分子在师生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使宣师绝大部份师生包括校长都投入了反彭斗争的行列。他以宣师学生名义印发了《告宣中同学书》，并亲自写了《讨浦周铨檄文》、《致彭元槐的一封公开信》。他还受党组织委派赴昆联系旅省同学会的缪鸾和，请他写文章支援。缪鸾和毅然接受委托，写了热情洋益的《告宣威同胞书》。他亲自主持宣师《社影话刊》的工作，并以《社影话刊》名义印刷了《讨浦周铨檄文》、《讨彭元槐檄文》和多种公开信到处张贴散发，有力地声讨了彭元槐、浦周铨，声援支持了宣中师生的反彭斗争。缪祥烈在反彭斗争中，到处奔走呼号，为反彭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2年夏，因在反彭斗争中触怒了国民党当局的一些人，县政府不同意安排缪祥烈等人实习，他不得已到昆明，先后在昆明忠爱小学、晋宁昆华小学、昆华师范附小任教。在晋宁昆小期间，还到晋宁中学兼教历史课。此间，他与杨兴楷往来较多，共同讨论分析形势，研究开展革命活动。有时，由于不便往来，他署名靖宇与杨联系，交换意见。　　1942年11月，缪祥烈辞去昆师附小教员工作，到杨兴楷在昆明筹办的“云兴酒庄”协助工作，为党的活动筹集经费。后因杨兴楷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要求党员各自坚持工作，并积极找党。缪祥烈一面积极参与酒庄经营，一面利用空隙时间到联大听课，准备复习功课报考联大，以便在联大寻找党组织。　　1943年秋，缪祥烈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文史专修科。他学习刻苦，除学好规定的必修课程外，还先后选修或旁听过唐兰、朱自]清、闻一多，吴晗、李广田等著名教授讲授的近20种课。特别是受闻一多、吴晗、李广田的影响较大。凡学校举办的学术报告、时事演讲，他都积极参加从不放过。　　1944年底，缪祥烈经施泽汉介绍加入云南民主青年同盟。他积极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新诗社》等进步学生社团活动。1945年春，任联大师范学院民青小组组长，后任联大民青一支部委员，团结进步同学与三青团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日军占领贵州独山后，为响应省工委开展武装斗争的号召，缪祥烈努力学习《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孙子兵法》和戚继光、文天祥等人的军事著作。1945年暑假回宣，他与柴爱国、费省亲等人到宣威宝山、光山一带了解民情，察看地形，打算在此建立游击根据地。他目睹了农民的贫困，触景生情写下了“夜长梦短蚊子多，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日烽烟遍地起，夺地攻城斩恶魔”和“立马光山气自雄，万壑千山拜下风”等诗句，歌颂了光山人民坚决与敌斗争到底的精神。从光山回到县城，听到日军投降的消息，又从报纸上得知蒋介石即将发动内战，他感到格外高兴又忧心如焚，又挥笔写了“欣闻举国歌解放，怕听内战已临盆”、“要得豪俊奋臂起，管叫群魂天外飞”的诗句，抒发了对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之情和反对内战的坚强决心。　　1945年10月，蒋介石用武力逼龙云下台，派李宗黄、关麟征统治云南。缪祥烈与进步同学立即投入了反对李、关的斗争，并以云南青年民主同盟的名义，于联大校庆时，起草印发张贴了反对李、关黑暗-的传单，鼓舞了昆明人民的革命斗志。此间，缪祥烈还参加了联大云南同学会的领导工作。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斗争。不久，缪祥烈参加了洪季凯在滇池中船上主持召开的昆明各中等学校民青负责人会议。会上，缪祥烈作了由洪指导起草的形势报告。报告讲清了形势，明确了任务，号召各中等学校联合起来，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这次会议推动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昆明爱国-的蓬勃发展。　　1945年，缪祥烈参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运动。在“一二·一”运动中，他被选为师院-委员会委员，并担任西南联大新校舍与师院的联络员。他怀着满腔热情，奔走于联大新校舍与师院之间，不断为学运传造递情报。他除在师院宣传发动师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斗争外，还到工校、商校等进行宣传，动员这些学校的师生投入反内战运动。　　在整个运动中，他始终站在最前线，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特务横行之时，他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冲在最前面。由于当局的残酷镇压，潘琰等4名师生壮烈牺牲，数十人受伤。缪祥烈伤势最重，手榴弹片穿入他的左腿膝盖骨，造成血管破裂，大量流血。后经甘美、惠滇、云大、昆华四医院会诊，因失血过多，伤口化脓，不得不截去左下肢，从此终身残废。他不顾截肢的痛苦，住院期间仍十分关心运动的深入发展。每当师生去看望，他总是问这问那，对战友们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他希望罢委会之组织更臻严密，俾能发挥更大之工作效能。他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没有因截肢残废而悲哀。他在病床上写下的《给慰劳我的人们》、《摸鱼儿·杂感》、《妈妈，要是你今天还活着》、《-所赐》、《莫愧少年骨》、《四烈士出殡》等悲壮诗篇，充满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无比憎恨，热情歌颂了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的伟大功绩。表现了革命者不怕牺牲，为革命甘抛头洒血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他的精神深深感动了联大全体同学，以最多票数当选为联大学生自治会理事。缪祥烈在“一二·一”运动中的表现，受到了各族各界群众的称赞，被人们誉为“活着的烈士”、“英勇的民主战士”。经过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他的革命斗志更加坚强。1946年2月，经洪季凯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复查落实恢复1940年入党的党籍)　　1946年7月“李闻惨案”前后，缪祥烈积极帮助昆明各中学出街头墙报，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孩爱国民主人士的罪行。闻一多先生被害的当天晚上，特务还到缪祥烈的住处进行威胁。为避免遭敌破孩，他不得不从联大搬到云大缪子莺处居住。为彻底揭穿敌人破孩爱国民主人士的阴谋，昆明学联主席蒋永尊等常到他的住处，共同研究工作。　　1946年8月，缪祥烈的伤口还在流淡血水，就带着伤痛到宣威县立中学高中部教书。他教学认真，很受学生欢迎。除上好课外，他还给学生讲“一二·一”运动的情况，秘密发动学生抵制三青团在学校发展团员，支持高中学生在学校排演《孔雀胆》、《凯旋》等革命话剧，并亲自编写宣传品、壁报稿，推动-的开展，还编印了《“孔雀胆”专号》在学校和社会上广泛散发。他公开反对学校当局买银盾送给县长陈文友，组织学生给县长送标语，与陈文友作斗。1946年底，由于他反对三青团、反对县长陈文友，受到学校当局的排斥，三青团建议校方解聘他。1947年1月，缪祥烈从宣中到昆，系统研究了《论语》，写了一些批判《论语》的文章，还为师院纪念“五·四”撰写了一些壁报稿。1947年秋后，先后到玉溪中学和私立滇英中学任教。1948年“七·一五”事件中，缪的弟弟因参加-被捕，他找师院当局义正辞严地说：“我弟弟参加‘反美扶日’运动没有错，我自己也被国民党搞成残废。”他要学校当局出面保释弟弟，但当局不管，弟弟仍被送入“夏令营”。1948年8月缪祥烈到宣中任教务主任，负责高三、四班的国文课和部份历史课。他自编国文讲义，生动形象地把传授知识与启发学生投入解放战争融为一体。他还与李涛、缪祥槐等帮助指导两个高中班出班刊，宣传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　　1949年4月，中共宣威县工作委员会和宣威县临时人民政府成立，缪祥烈调任新一区党总支委员会书记。他带领干部放手发动群众，摧毁旧的乡保甲制度，建立区乡村各级人民政权，园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9年8月，国民党中央军南逃经过宣威，县工委和县临时人民政府机关转移到西泽根据地。由于形势紧张，为照顾他的身体，党组织安捧他转移到东川，他坚决不肯，并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到马街一带开辟工作，使一、三、五区连成一片，保障根据地与县城联系畅通，组织公路沿线群众支援主力部队阻击逃敌。党组织同意了他的意见，并随即批准成立了榕西武工队，任命他为队长。　　武工队成立后，缪祥烈由于伤残，行动不便，自己花钱买了—匹马，苦练骑马技术。为练骑马，他不知从马背上摔下来多少次。但他仍咬紧牙关，以坚强的毅力继续练习，终于学会了骑马。在任武工队队长期间，缪祥烈带领近40余名武工队员，紧张地活动在老堡冲、太阳冲，花椒园、下关冲、宗家屯、马街、靖外等地，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肃奸反特，坚壁清野，破坏公路，组织民兵支前参战，为部队提供粮草，传送情报。他还带领武工队参加分水岭阻击国民党第八军的战斗。在执行任务中他从马上摔下多次。一次，他带武工队到县城骚扰驻在城内的敌人，从马上摔下来，跌在水塘里，但他毫不介意，十分乐观。还鼓励战士们克服困难。一次，队伍在深山中，突然天下大雪，整个山谷银海茫茫，他触景生情，高声朗诵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鼓舞队伍士气。他很注意培养干部。经过长期教育和战斗考验，在武工队先后发展宁建功、孙华、李开树等一批党员和十几个民青成员。他在生活上关心队员。由于环境艰苦，武工队生活较差，他把自己在“一二·一”运动中得到的抚恤金拿出部分改善全队生活。在缪祥烈领导下，榕西武工队活动有声有色，受到表扬。缪祥烈身残志坚的精神在队员和当地群众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被大家誉为“独腿将军”。　　全国解放后，缪祥烈先后担任宣威中学教务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县文教科长、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1950年11月调曲靖地委，先后任秘书、政策研究员、秘书科副科长。1953年3月到省委党校学习。同年10月调大理州委宣传部工作，先后任宣传科副科长、理论教育科科长。1956年5月至1958年先后任州委党校教育科科长、副科长。1958年1月任州文教卫生局局长、州人民代表、州政协委员、常委。粉碎“-”后，先后任州医院总支书记、院长等职。　　他工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在解放后的几十年中，他始终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身残志坚，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他经常主动要求下乡，没有汽车坐马车，没有马车拄拐棍。特别是解放初期，大理有的县还没有通公路，他就骑马去，马不能行的地方，就拄着双拐走，遇到陡险山路，就干脆爬着过去。全州所属13个县每个县的好多地方他都去过，足迹遍布大理州。1960年根据地委、州人委决定，为进一步发展高寒山区的文教卫生事业，他放弃春节假日，带领一个小组先后到南涧县的无量山区、漾濞县的桑不老、剑川县的老君山、大理县的九顶山调查研究，给领导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为建立全州公社卫生所（院），他付出了大量心血。亲自主办学习辅导班，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用“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普通科学常识启示群众逐步从封建愚昧中解脱出来。在讲课、作动员报告和总结汇报工作时，他灵活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和良好的理论修养，引经据典，咏诗作对，精辟地阐述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且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诗句常现，不仅使人信服，而且还让人得到很好的艺术享受。1958年在州级机关动员干部上山下乡的干部大会上，他热情满怀地在讲台上朗诵他写的“革命为业四海家，个人利益服从她”的动人诗篇，激励人们愉快地投身到边远山区去，到劳动群众中去。到会干部听后深受启发，不断热烈鼓掌。　　他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繁荣边疆民族文化作出了贡献。他认为收集整理好民族文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大理不仅山川秀美著名于国内外，而且具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进行搜集整理。他常对文艺工作者说，爱祖国，爱人民，不能是空洞的，只有懂得我们的祖先是何等勤劳勇敢，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是何等珍贵美好，才能树了立起坚实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还说，诗是思想崇高的结晶，是语言中最精炼的珍品。诗人应该有一颗善良的心，改造自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爱憎分明是诗人的必备条件，每一句诗都应该象洪钟，能打动干百万战士的心，读了它，愿意为正义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1956年大理州建州时，缪祥烈参加了费孝通、丁玲在大理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他对民族文化工作发表意见，并写成《我的认识和建议》刊载《大理文化》刊物上，提出“现在必须要抢救民族文化”。尔后亲自主持修改白剧《望夫云》。1958年组织了《大理文艺》、《大理风光》等刊物。每到一地都利用工作之余，收集整理民间故事等民族文化遗产，走访调查各地的历史和现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感慨万端，挥笔写下了《自励》、《诗和诗人》、《敬酒》、《云海》、《再见吧苍山》等数百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讴歌了党和人民，讴歌祖国的大好河山。　　他艰苦朴素，一心为公。两件破皮加克随他度过了近40个春秋。他凭一只脚、两条拐棍上山下乡，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为革命流血而向党和人民提出特殊要求，甚至组织上应给予他的照顾他都一律谢绝。在他家里，除书籍不断增加外，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摆设。他因病多次到昆明、上海、北京、贵阳等地医治，花费很大，生活比较困难，组织上曾多次提出给他补助，他均婉言谢绝。特别可贵的是，“一二·一”运动中他受伤致残，经过党领导斗争，国民党被迫发给他终身抚恤费1000万元，安假腿费200万元．他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1947年就交100万元给盂循时作党的活动经费：其余部分先后交给由宣威中学和宣威师范师生组成的宣传大队、榕西武工队和新一区游击中队作费用。1951年他又把留作安假腿的20多两黄金全部交给党组织，自己的假腿却没有安，多年来一直拄着双拐工作。　　他爱憎分明，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他的生活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在反右扩大化影响下，他因主张“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受到了错误批判，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在“文革”中，不仅把这些问题翻腾出来，而且又罗织各种新的罪名，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虽然只有一条腿，也未能选过“劳动惩罚”，就连当年被锯下经药物处理安放于昆明师范学院作革命传统教育的左腿也不翼而飞。但是他没有因为受挫折而动摇自己的信仰，他以坚强的段力忍受了种种磨难，始终坚信党能战胜内外敌人。他以无比愤慨的心情写了一篇《三字经》讽刺林彪、-一伙的倒行逆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理州委对他的问题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推倒了过去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他万分激动，对党更加坚信无疑，对党的事业更加充满信心。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写诗歌颂党拔乱反正的伟大成就，为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受害者喊出感激党的肺腑之言。同时，他认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应计较个人恩怨，他特别注意团结错整过自己的同志。他说：“过去的问题，党已作出正确结论，要紧的是大家共同总结经验教训。”当他的问题得到全面落实后，他说：“州委纠正了过去对我的错误批判，但这并不是说我没有错误，我同样犯过‘左’的错误，我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要正确对待整过我的同志。”他把亲人招到病床旁，对他们说：“从我的问题落实说明，我们要坚决相信党，依靠党，特别是在受到挫折和碰到困难时，不应该动摇，今后你们要永远跟党走，才不致迷失方向。”　　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左腿截肢后，肌肉萎缩，股骨裸露，伤口复发又作过几次手术。1972年伤口严重复发，进行了第八次手术，又把左腿锯了一节。同时，右腿发现小瘤，医生确诊为骨瘤，后发展为右腿滑膜肉瘤。每次动手术，他都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手术的痛楚。在死神面前，他写下了泰然自若的诗句：“不怕五雷劈顶，何惧肿瘤缠身。听罢复查报告，仰天一笑相闻。”当癌细胞还未进入骶骨以前，他每天5点起床锻炼，癌细胞扩散后，他决定用己作试验，探索用中草药治疗恶性肿瘤，为更多的患者解除痛苦。他不仅鼓励医生在他身上大胆施药，还常常一罐罐地服用探访到的各种中药。1973年，他右腿也需截去，才能彻底割除瘤体，但他怕锯掉这条腿，就不能走路，只能拖累国家和人民，于是决定保腿不保命，想争取用最后的日子为党多做一点工作。病危时，州委派人去看望他，他向来人说：“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先烈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在所不惜，我为革命失去了一条腿算不了什么。我患的病是骨癌，当今世界上也没有成功的治疗方法，党组织和医务人员已尽了应尽的责任，我表示感谢。我为革命做的很少，但党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我内心惭愧”。经过多次手术后，缪祥烈居然奇迹般地又活了近十年。十年中，他一边进行手术治疗，一边还断断续续地坚持工作，只要稍好一些，他又拄着双拐去工作了。他与疾病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对革命事业的乐观信念，使医护人员从内心敬佩，使看望他的同志无限感慨。1979年，他的右腿动第七次手术（左右腿共动手术15次），在病榻上他写下诗句：“明日又上手术台，一刀割下肿瘤来，流血牺牲何所惧，誓把癌王彻底埋。”他就是以这种顽强精神同病魔作斗争的。　　1979年，昆明师院组织编写“一二·一”运动史，他被调到师院参加此项工作。师院筹建“一二·一”运动陈列室，要他到陈列室工作，他非常高兴，以他对“一二·一”运动的特殊感情参与工作，在近3年的时间里，病魔肆虐无所阻，奋不顾身，辛勤劳动，到省档案馆、公安厅查抄档案，在四烈士墓前向青年发表演说，与其他同志一起了“一二·一‘运动史专章初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惦记着没有完全尽到他的责任。　　在他病重期间，党组织派人前去看望。他非常关心祖国的振兴，感谢党和同志们对他的关怀。他自感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一再嘱咐他身后一切要从俭，不要开追悼会，不要送花圈，还说愿把自己的身躯化为肥料，上面可以种树。临终前，他仍不忘记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后代，忍受剧痛给后代留下诗句：“祖国青山何处不可埋忠骨，人间理想共产主义蜜心睥，年过花甲成绩很少心不安，希望诸儿多多努力齐向上。”1981年11月28日，缪祥烈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享年64岁。1988年1月19日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在《关于缪祥烈同志的党籍的复查结论》中，决定恢复缪祥烈1940年入党的党籍。　　　　　　　　　　　　　　　　　　　　　　　　　中共宣威县委史志委员会（根据1982年《青年运动史》第六期赵家康、王琪、姜克夫、柴爱国、费跃、缪祥琉《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1982年《云南支部生活》第一期林烛平、旭峰《深切怀念缪祥烈同志》，1984年《大理文化》第三期杨晃《忆缪祥烈》等文和费跃、李开树、缪祥琉等回忆资料及有关档案，朱礼铨、浦绍臻整理）　　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以上内容由"老酒"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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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介，原名耿志诚，宣威榕城十字街人，1920年11月出生于四川泸州。舅父耿敬先早三年参家滇军，官至旅长，因受排挤而退役回家赋闲，家境日趋衰落。　　耿介幼年时，在四川泸州上小学。1935年在昆明虹山中学上初中，毕业后升入昆华工校读高中，后转入云南大学附属中学。耿自幼聪颖，又长期随父身处军营，对国民党军上层人物中互相排斥、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现象略有所闻，对其父在官场中身处劣境亦有所感。中学时期，又值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学校的抗日民主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促使他愤世嫉俗，鄙视权贵，向往自由与光明。在虹山中学上初中时，即萌发民主思想。在整个中学时期，常与进步学生一起满腔热情地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成为抗日宣传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他吹奏的《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曾响彻校内外及路南县城乡，激发了不少青年的爱国热情。他反对读死书，鼓动青年投身火热的革命校党组织举办的《洪波》、《舵工》、《前进》等进步刊物，并亲自参加工作。　　1940年夏，耿介高中毕业考入云南大学经济系后，常为云大进步文艺墙报《芦笛》撰稿，成为《芦笛》的积极支持者。他性格倔强，活波爱动，尤喜诗作。他的诗含蓄幽默，能辛辣地击中时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宣传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驳。他的诗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一个樵儿，一个牧女，这距离该多么接近，有草的地方就傍着树林。羊儿的声音咩咩，伐木的声音叮叮，而她还有一枝牧笛呢？它能打动青年的心。”他积极从事壁报宣传工作，把全部爱与恨都倾注在为壁报撰写的稿件中。1940年4月，他在给同学张家驹（“哄波”壁报，后来他的入党介绍人）的信中写：“壁报的工作吸引了我们，在工作中我认识了你，虽然在我们中间还有许多不和谐的矛盾，但我们都有着温馨的热情，都还保持一颗-裸的心。我们一致对那些被教育蛀空了的驱壳的僵尸发出过讥笑，我们也有一致对那些往没有灵魂的知识堆里钻的学者撩起过战旗，我们有爱和恨。……旁人批评我们，说我们缺乏充实的理论，说我们太放纵了感情。我们知道，但我们宁可让自由狎亵着恒心。世界应是个文明的世界，而他们却是野人的驱壳装着幼稚的灵魂。”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对当时的社会积弊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口齿清楚，有较强的演讲能能力。当他高声朗诵《严寒通红的鼻子》、《在俄罗斯谁能快乐和自由》等文学名著时，热情满怀，那抑扬顿挫的声音，那喜怒哀乐的表情，那解剖社会表现人民渴望解放的真挚情感，叫人难以忘怀。　　他在不断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和参与学校的各种进步活动中，逐步认清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由一个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41年2月18日他在云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正处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高潮的形势下，党中央指示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他执行了党的指示，但因他活泼爱动的性格和高昂的革命热情，故又不甘沉静，毅然在云大组织进步青年高唱《我们都是熔铁匠》，排演《自由万岁》等新剧，并利用其父在滇军中的关系，到龙云的近卫四团去做士兵的工作，教唱抗日歌曲，激发近卫团官兵的抗日热情。他深夜将地下党铅印的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为驳斥国民党对皖南事变所制造的谬论致何应钦、顾祝同等人的函电张贴在云大会泽院，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了皖南事变的-。1943年春，他遵照省工委指示，到宣威中学任教务主任，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团结进步师生，传阅毛泽东著作和《新华日报》、《群众》等革命书刊。1944年3月，他与宁直等支持宣中进步学生张福崇、孙阳艾等组织“燎原社”，以团结教育进步同学，开展抗日宣传。1944年夏，他又遵照省工委“学好功课，避免暴露”的指示，回云大复学，194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云大经济系。　　耿介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凡是组织的安排，他总是愉快地接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大学毕业，他曾考取留美公费生，但为了党的工作，毅然接受省工委的安排，放弃留美深造的机会，并丝毫不考虑当时大学经济系毕业生面临的多种个人选择，再次回到宣威。先后在宣威中学、省立宣威乡村师范任教务主任，为省工委在宣威建立反蒋武装斗争基地作准备。他到宣中后，针对当时的斗争实际，为避免引起敌人注意，对原有进步组织作了相应调整，与党员宁直、朱君和、杨希明等一起在宣中组织成立“学生自治会”以代替“燎原社”在学生中的政治影响和引导作用。1945年10月建立宣威中学党小组，耿介任组长。遵照省工委“城市和农袈村工作都要以武装斗争和-工作为中心，城市党的工作要为农村武装斗争培养输送干部，供给情报”的指示，宣中党小组在学校利用各种群众组织，团结教育进步师生，发现和培养干部。1945年12月，耿介与其他同志一起成功地领导了宣师、宣中等校学生联合-声授昆明“一二·一”运动和反对宣师校长包维新镇压-的活动。1946年，宣师校长崔华林为压制学生的-，以学生“懒散、不好好学习”为借口，要开除进步学生骨干李荫祥（后任宣师学生会主席），耿介在校务会上极力为学生辩护，使崔无计可施，为革命保存了骨干力量。1946年4月，省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宣威特别支部，耿介任特支副书记分管-工作。这期间，他还遵照组织安排，同时兼任国民党宣威县政府建设科长。他利用家庭亲友在社会上的地位及本人的公开职业，不断接宣威城中的上层人物，了解掌握情况，做他们的教育争取工作，特别是争取邱秉常（原国民党93军副军长，时已弃职闲居故里）的工作。由于耿介等的积极努力，解放战争时期，宣威地下党的统量战工作成效显著，为宣威成为整个滇东北地区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战争中后期，宣威党组织在宝山一带开展了建立抗日武装斗争基地的准备工作。抗战一结束，省工委先后从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到一地区，准备建立反蒋武装斗争基地，在我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多年来这—带群众的-斗争连续不断，国民党政府多次派兵进剿，都因交通不便，多以失败而还。1946年，国民党宣威县政府计划修一条从县城通往宝山的公路，以便对革命武装进行镇压。耿介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修通这条公路，对省工委在这一地区建立武装斗争基地不利，即以建设科长的身份，提出了不修公路，把资金用于根治县城东大河水患的意见。赢得了县城各界人士的赞同和支持，迫使县政府改变了修宝山公路的计划。耿介亲自参加领导了治理东大河工程。　　耿介知识渊博，在宣中、宣师任教期间，什么课都能上，他的课表总是排得满满的。他精力充沛，从不马虎，凡他上的课，总是得到同学们的称赞。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作风民主，尊重学生。在宣中任教时，因兼任建设科长，为修县城东大河，曾误了二节英文课，他一到学校即向同学们道歉说：“我因其它事误了课，对不起同学们，以后一定选时间补上。”　　1947年秋，根据省工委指示，耿介到昆明峨岷中学任教，曾先后任教务主任和校教务主任。为扩大工作面，他还到南英中学兼课。这期间，他还遵照省工至委的指示，到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新闻处工作，以掌握敌内部情况。并遵照组织安排，以家庭教师的名义，对国民60军21师师长陇跃的女儿陇若兰进行革命教育，通过她做争取陇跃的工作。　　1948年3月初新学期开始，峨岷中学董事会长周润苍把他兼任的峨岷中学校长一职让给国民党昆明警备司令部外事处长茹莱担任，以达国民党控制学校的目的。学期开始后，茹莱身着军服，乘坐美式吉普车到校，声称他要一间单独办公的办公室，要上高年级的英文课，还要找教师个别谈话，摆出一副控制学校的架式。学校地下党组织及时进行了研究，决定团结进步教师进行回击。组织决定：由耿介出面与之周旋，其他同志则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耿介按茹的要求给他布置了一间办公室；但对茹要求任课之事，则以教师聘书已下，不能辞退回绝了他的要求。茹到校还不到一个星期，就是国际“三·八”妇女节，为保护党在学校的阵地，党组织决定：由女生党员吴慧蓉等组织女生，借此给茹一个下马威，挫败他控制学校的阴谋。　　3月8日清晨，吴慧蓉与部份女生突然向茹提出要求，要学校给女生放假半天开展纪念活动。茹借口不是国家规定的节日，不准假。女生们据理申辩说：“‘三·八’节是妇女应享有的权利，妇女有权作自己的活动”。随后纷纷挟着书包走了，茹自知有失脸面，深感学生难以对付，遂找耿介，要耿出面制止女生。耿介对他说：“‘三·八’虽不是国家规定的节日，但年年都有惯例，女学生都有半天的假做集体活动。”茹无话可说，威风扫地，自此不常来学校，也未在学校-上讲过活，间或来校也只是摆摆架子而己。　　1948年昆明“七·一五”事件中，峨岷中学学生多人被国民党逮捕关进夏令营。为营救学生，党组织决定由耿介出面。耿向茹莱说理，申言学生是无辜的，要他出面将学生保出。由于耿介能言善变，有理有节，茹只好应允，并在耿介陪同下，乘车到南菁夏令营，按班次点名释放在押学生。除学生会主席吴云学入夏令营时改了姓名，引起茹怀疑未获释放外，其余学生均获释放。　　耿介多才多艺，爱好广泛。从学生时代起就酷爱文艺和体育，校内外的篮球场上总少不了他，学生文艺舞台上经常见到他，活跃的口琴队中他是领头的吹奏员。他特别善于打乒乓球和下象棋，在峨岷中学时几乎找不到对手。在宣中任教时，曾在宣威“文友杯”大赛中获跳高第一名。他说话幽默，见人总爱开个玩笑，让人心情舒畅，各方面的人都愿和他交往。这对他长期从事党的-工作，教育团结争取各方面的人士以极好的条件，他热情而又含蓄，活泼严而又端庄。活泼时胜似孩童，在学校或到熟人家，有时门开着，他却跳窗而入，给人以惊喜之感，但办起事来则一丝不苟。宣威水月小学被党选定为联络站，校长人选颇为重要，他精心做工作选定了比较适合的校长，并与之一起研究，对原有教职员争取谁，孤立谁，打击谁和以什么方式委派进步教师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工作等都作了周密安排。使接受任务的同志心情舒畅，目的明确，为该联络站后来发挥重要作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9年初，根据宣威武装斗争形势的需要，省工委再次派耿介回宣威，要他重点做宣威城中上层人物的-工作，为在宣威建立根据地，迎接滇东北地区主力部队北上，开展大规模武装斗争作准备。经过党组织做工作，邱秉常接受共产党领导，在共产党的同意和支持下，于1949年元月19日接受卢汉委任，出任国民党宣威县长，建立起表面挂国民党招牌，实则为共产党领导的两面政权。耿介被派任县政府秘书，承担党对两面政权的实际领导工作。两面政权建立后，耿介积极建议邱秉常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安排在县政府机关工作，以加强我党对两面政权的领导；建议和协助邱整顿宣威城中社会秩序；开监释放无辜被囚群众，遣散原监狱看守人员；逮捕关押原镇压人民革命的刽子手、帮会头目、地痞流氓等；积极为我部队和农村人民政权提供物资和经费；提供国民党方面的情报。1949年，活跃在滇东北地区的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火昆支队（后为六支队）的军需物资和经费大部为宣威两面政权提供。宣威的两面政权对整个滇东北地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而这一切无不凝结着耿介的才华和他对党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心。1949年3月，永火昆支队发布命令成立宣威县解放委员会，耿介为委员。4月中旬，成立中共宣威县工委和县临时人民政府，耿介任县工委副书记，继续分管-工作。是月，永火昆支队和宣威党组织抽调干部、党员、进步青年学生40余人由耿介统一领导，对县政府5个常备中队及警察局武装进行全面教育整顿。在这些武装中建立了党的组织，耿介兼任总支书记。他身体力行，亲自布置、亲自检查、亲自授课，班以上领导他几乎都谈过话。为改造好这些武装，他很少在县政府就餐，而到班排和战士们吃在一起，深入了解掌握战士的思想动态。由于耿介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教育改造工作十分成功。这支队伍于同年8月编为宣威护乡团，11月改编为六支队三十一团，成为支队的骨干团。　　1949年4月，耿介兼任城镇区党总支书记。5月，以化名钟华兼任新二区党总支书记和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12月宣威县工委书记杨泓光离宣接任新的工作，由耿介接任宣威县工委记。1950年3月，成立中共宣威县委，他任县委副书记。同年51日，他率工作队到倘塘检查粮食征收工作。7日夜，叛乱匪徒80余人包围了区政府。在敌我力量县殊的情况下，他沉着冷静，率队顽强抵抗、叛匪依仗数量上的优势，四面围攻，投火烧房，他一面通过电话向县委报告，一面组织队员边灭火边战斗，击退敌多次进攻。战斗中，他头部受伤，直到战斗结束，才用手帕往头上一扎，微笑着对围拢来的队员说：“不要紧，不碍事”。次日清晨，他未等护送的民兵到达，就带几名队员回县城。在路上，他一直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强忍伤痛，高唱革命歌曲，鼓励同志们前进。途中遇到县里派去的武工队20余人。他没有要他们留在自己身边保护自己，而对带队的同志说：“我这点伤不要紧，不需要你们护送，你们继续到倘塘去协助区委把粮食坚决征收起来。”不料当他们行至离城十多公里的大湾哨时，突遭叛匪前后夹击，同行牺牲4人，伤3人，耿介身中数弹，英勇牺牲。年仅30岁。　　耿介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是党组织和宣威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宣威县委在县城为他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1950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委党校全体学员大会上号召大家悼念耿介，向耿介同志学习。耿介烈士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宣威各族人民心中。　　　　　　　　　　　　　　　　　　　中共宣威县委史志委员会（根据侯方岳、杨泓光、文庄、张福崇、朱君和、沈广，杨墉等回忆材料，孟德刚、罗登尤、邱学明整理）　　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以上内容由"森林"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费清道，1930年4月生于云南省宣威县榕城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6岁时，生母病故，父亲娶继母杨氏，一家人勤耕苦作勉强维持生活。费清道8岁时入小学读书。1942年他考入宣威县立中学，由于刻苦学习，成绩优秀，常常受到老师的赞扬。1946年，他考入宣威师范17班，思想更加活跃，不但努力学习好功课，还阅读进步书籍。他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时事，抨击国民党-统治。当他得知本村进步学生费跃、费敏亲、费纯亲等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参加党的进步组织或进步团体时，便去登门拜访，虚心请教，求得他们对自己的帮助。从此，他开始接受党的教育。　　1947年，由于费清道思想进步，与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来往甚密，被学校当局暗中监视。校长崔华林以“私通共党，偷看赤色书籍”为借口，将其勒令退学，激起了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不久，他又到滇东北地下党较早建立的革命据点播乐中学继续读书，并在党组织关怀和培养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9月，为配合全国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打开滇东北地区反蒋武装斗争的新局面，粉碎国民党军退守西南负隅顽抗的企图，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三支队策应下，播乐中学师生举行了“九五”起义。费清道从此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随起义队伍踏遍滇东南20多个县，身经十多次战斗，经受了战斗的考验。后又辗转到滇东北地区投入了建立滇东北革0据地的工作。　　1949年2月，永盤支队北上后，在富源熟地(原属沾益县)召开群众大会，支队政委樊子诚在大会上宣布：费清道留惠来乡主持工作。该乡地处云贵两省四县交界地区，封建统治根深蒂固，地主恶霸横行，土匪众多，人民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为迅速打开工作局面，费清道经常冒着危险挨家挨户宣传和组织群众，很快就建立了乡委会等行政机构，民兵、妇女会、姊妹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也相继建立。他领导的50多人的武工队，既能打仗，又能做政治工作；并组织群众搞好生产，做好支前动员。通过这些措施，为军需供给和解决群众生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个地区常年匪患不断，土匪聚众抢劫，许多客商丢财丧命，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影响民心安定。为除暴安良，他抽调精干的武工队员组成护路队，通过深入发动群众，摸清匪情，陆续抓获和逮捕了一些匪徒和敌特，有力地震慑了敌人，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1949年7月，平彝县(现富源县)城防“剿共”大队长胡烈臣，率反动武装经常出没骚扰新生革命政权。费清道根据党的一贯政策和上级指示，采取政治攻势和武装消灭相结合的方针。他给胡烈臣写信对其进行警告：“全国即将解放，反动政府的灭亡亦将来临，你必须解散-军队，交出武器，投靠人民……”。胡烈臣拒绝投降，妄图顽抗到底。费清道利用秋季浓雾作掩护，亲率100余人的武装，潜伏到老牛场、肖家梁子一家，突然袭击敌指挥部，双方激战两个小时之久。雾散后，我方力量暴露，敌人组织反冲锋，并叫喊“活捉费清道”。他临危不惧，带几位同志掩护主力撤退后，才最后撤出阵地。由于不断对敌人采取政治军事攻势，胡烈臣对其匪众难以统率，便逐渐分化成股匪，被武工队逐个歼灭。　　1949年9月，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对沾益县游击区的松林、卡郎、德泽、泽济等乡进行疯狂“扫荡，大肆烧杀掳掠。惠来乡毗邻的播乐中学和建新村被烧成一片焦土，37名无辜群众遭杀害，100余人被抓走，上千名群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面对敌人的“扫荡”，费清道废寝忘食，走村串户，赶到和播乐相连的海丹、法架、铁翅坪子、腊寨、熟地一线，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安排民兵站岗放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并发动惠来乡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动员上千名木匠、石匠和小工，筹集粮食和大批衣服、农具送到建新村，使他们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不久，上级党组织任命他担任了区委副书记。　　1950年，费清道领导干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征粮、剿匪工作。6月20日，他从惠来乡赶回宣威老家结婚。婚后第二天，他就告别了新婚妻子，返回惠来，投入了紧张的征粮食工作。大规模的征粮剿匪，触动了地主恶霸、土匪武装的切身利益。他们感到末日来临，惶惶不可终日，互相勾结，组织-，残酷杀害革命干部，妄图复辟。费清道分析了惠来乡的情况，认为那勺营的孔三、陈鹤清会-，于是把区里10名干部一一作了分工，其中四人分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自己却带六人到可能出事的地区。　　7月20日，费清道带着王朴、萧本云、杨世选等六人，深入虎穴，来到舍马河村。该村匪首是-救-司令孔三，拥有人枪数十，一贯鱼肉百姓，作威作福。费清道曾多次上门做孔三的工作，要其放下武器，投靠人民。这次，费清道再次来到孔家，是想进一步对孔进行教育，急取他弃邪投诚，以分化解决其他反动武装。费清道反复向孔三指出弃暗投明的出路，要他交出武器，戴罪立功，争取政府宽大处理。孔三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反动分子，不但不投诚，反而对费清道等人下了毒手。他命令其手下将费清道等人绑了起来，强行集中了全村群众，令刽子手当众将费清道剖腹，挖出心肝，年仅20岁的费清道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接着孔三一枪又将萧本云打死，其手下同时向王朴、杨世选开了枪。最后，孔又命部下将四烈士焚尸示众，在场群众惨不忍睹，泣不成声。　　富源县委闻讯后，立即向曲靖军分区报告，并赶赴现场。军分区派出部队和武工队、民兵在石关内将敌包围，将土匪全部歼灭。匪首孔三被活捉，陈鹤清被当场击毙，其余匪徒全部被俘虏。孔三这个沾满人民鲜血的恶棍，被人民政府处以枪决。　　解放后，为纪念费清道等烈士，富源县人民政府为费清道等四烈士建立了纪念碑。　　(叶美仙)　　[以上内容由"wu198"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卓琳（1916.4.6—2009.7.29），原名浦琼英，邓小平的夫人，曾任军委办公厅顾问。 　　1916年4月6日出生于云南宣威市榕城镇普家山村。 1938年因工作需要化名卓琳。1939年8月，经人介绍，当月就和邓小平结婚，成为了邓小平的第三任妻子，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因此两人都属龙。1973年任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1978年1月任-办公厅顾问直至离休。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2009年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卓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009年8月10日火化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其父浦钟杰，字在廷，是名震西南著名的民族实业家，经营闻名遐迩的宣威火腿，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担任过滇军军需总局及烟酒公卖局局长，获五等嘉禾 奖章。大姐浦代英，二姐浦石英。　　人物经历　　土地革命时期　　1931年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学。1932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抗议洪流，高呼“不当-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行径。1936年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是云南第一个考入大学的女性。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乔装成百姓模样，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8月后转船倒车，折腾数回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考上延安陕北公学。1938年因工作需要化名卓琳。1939年8月，经人介绍，当月就和邓小平结婚，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成为了邓小平的第三任妻子，两人都属龙。此后，便一直跟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先后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或部门工作，任妇女训练班队长。　　解放战争时期　　一直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共和国成立后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随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住进中南海。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于是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为邓小平当秘书，整理日常文件，默默在邓小平背后奉献着。实行薪金制后，被定为行政15级（相当于今地、师级）；其政治地位和命运，也随着邓小平地位的变化而改变。从建国到“文革”开始的17年，一帆风顺。“文革”中，邓小平同志受到错误批判，她也受到牵连，1969年10月，邓小平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便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共同度过了3年零4个月艰难的时光……　　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之后，卓琳于1973年任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1978年1月任-办公厅顾问直至离休；在相伴走过的58个风云多变的春秋中，卓琳同志始终和邓小平心心相印、患难与共。　　1997年邓小平辞世后，时年81岁高龄的卓琳同志恪守着邓小平关于“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的提醒，在北京家中安享着晚年时光；2009年7月29日12时30分，卓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009年8月10日火化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卓琳同志1988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获2009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婚姻生活　　翻开卓琳的履历，她的头衔只有“秘书”二字。但邓小平波澜壮阔的一生，却离不开她的执手相随。　　1939年，延安的金秋，给卓琳的一生带来了最大的改变，在这里，她认识了邓小平，彼此相识相爱。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卓琳抱着“砍头也要跟你走”的决心，陪伴丈夫一路走过。 1952年，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于是，卓琳甘愿退居幕后，做一个好助手。 1966年，邓小平被打倒，卓琳很痛苦，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她深知丈夫的为人，便坚定地对女儿邓吉说：“我跟了他这么长时间，可以担保，他绝对没问题。”邓小平挨批斗时，她在他身边，从未放开过他的手；邓小平失去自由时，她仍在他身边，陪他一起劳动、散步，帮他打听外界的消息。艰难岁月，更显出他们之间的情深意切。“发配”江西的日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虽然空间有限、空气压抑，他们却甘之如饴，夫唱妇随。　　1978年10月和1979年1月，邓小平先后访问日本、美国，卓琳都随同出访。在国际交往的重大场合，有人评价卓　　 琳的表现温文尔雅、落落大方，以中国女性特有的端庄，和邓小平一起给国外友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白宫日记中，记录着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夫妇在肯尼迪中心观看演出的场景。卡特写道：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邓小平与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热情拥抱和亲吻了这些美国孩子，此举让很多美国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无论身处低谷还是走向辉煌，她对他，不会有丝毫的改变。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这八个字是他们感情最真实的写照。　　1997年2月，邓小平走了，留下孤独的她。时年81岁的卓琳眼含热泪，强忍悲痛，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小平的骨灰，久久不愿放手，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泣不成声…… 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刻，卓琳穿上了儿女为她特别订制的新衣服，踏上香港的土地，完成邓小平“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夙愿。　　卓琳一生非常低调，生前多次嘱咐子女在办理她的后事时一定要从简。 卓琳的一生，始终是这样爽朗地微笑着，无论是身逢喜事，还是遭遇逆境。按照卓琳的遗愿－－她的遗体和角膜捐献出来，骨灰将撒向大海。在他们共同热爱的大海深处，她将与自己挚爱的丈夫重逢。　　安享晚年　　论生死　　卓琳对丈夫不离不弃晚年的卓琳对待生与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邓小平逝世，很长一段时间卓琳都沉浸在绵绵的哀思之中，她再也见不到相濡以沫的身影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声音了。当国人、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向老人家表达最深切的哀思时，卓琳向家人、向子女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一切要以中央的决定为准，你们不能提出高于中央标准的要求。于是丧事从简，她在家里没有设灵堂，只是将邓小平的书房简单布置了一下以方便亲友悼念。　　爱听戏　　每天早饭后，卓琳要听上一会儿京戏，这是她一生的爱好。邓小平生前关心和爱护高雅国粹艺术，支持“十足的戏迷”卓琳看戏。卓琳看完戏后只要老爷子没睡着，她就“汇报”表演如何精彩、如何获得全场喝彩等等。卓琳非常关心老戏新演，如战友京剧团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荫记》时，从经费到演出她都给予具体帮助。　　献爱心　　近些年来，卓琳还设法为家乡做点事情。她多次为云南宣威的“希望工程”捐款，并一次同姐姐浦代英联名致函家乡领导说：“我们虽然离开家乡数十年，但对家乡人民还是念念不忘、尤其儿童教育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我们现已年迈，常以不能为家乡多作贡献而内疚”她随信寄出了2600元钱给家乡的“希望工程”以表心意。　　[以上内容由"凡虫"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陶永昌又名陶慎思，宣威热水陡沟人，1912年出生在一贫苦农民家庭。父母带着姊妹4人，茹苦含辛，度日如年。陶为小弟，天资聪敏，勤思好问，深得父母和乡间父老的喜爱。他10岁就读花鱼小学，继而升入宣威县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29年初考入曲靖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同年4月，经三师中共特支书记黄云梯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怀抱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满腔热情地宣传马列主义及党的主张，并在同学中传播新-，揭露蒋介石反对新-、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言行，启发教育进步同学。1929年5月，三师地下党领导和发动了以改善学生伙食为由的反对学校当局的-。在震动全省的学运即将取得胜利时，被龙云指使国民党曲靖县长段克昌配合学校当局的镇压而失败。陶永昌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入了-运动，饱尝了斗争胜利的喜悦，体验了失败后的痛苦，看到国民党政府穷凶极恶地镇压学运的暴行，为被校方开除、处分、驱散的学生鸣不平，决心与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0年底，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陶永昌和其它党员一样失去上级联系。1933年初，陶永昌由三师简师第五班毕业返乡，到陡沟小学任教，他在宣威陡沟一带宣传中共云南省临委散发的《农民四字经》。自己编写《工农十二杯酒》，宣传进步思想，赢得群众的拥护。　　1934年春，陶永昌到述迤小学任教，他不仅认真搞好教学，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每晚熄灯前集合学生点名训话时，他都要联系区乡长鱼肉人民、横行乡里的种种罪行，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在他的教育下，学生学习努力，精神振奋，不满国民党的统治。痛恨-污吏。学生许如聪愤笔写了“打倒-污吏，铲除土豪劣绅”的对联，春节时贴在家门上。学生们充满革命热情，誓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一天，花鱼乡长李常贵骑马到区上开会（区政府与学校同在一个院内}。师生们看到都很气愤，想寻找机会打他的威风。恰巧李常贵拴在教室外柱子上的马厩粪在地上。陶永昌率全校师生以影响学校卫生为由，叫他当众扫除。李不但拒绝扫除，还盛气凌人地睁大眼睛瞪着师生们。师生怒不可遏，齐声喊打。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一涌而上，拳打脚踢。李被迫苦苦哀求，连声答应扫除，最后不得不用毡帽端着马粪狼狈不堪地溜出校门，师生痛打李常贵，大灭了-污吏的威风，大长了青年学生的志气，震动了校内外。　　1934年，陶永昌被乡民推选为陡沟乡乡长。他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一边，软拖硬抗国民党政府派给乡上的兵、粮、款，并把上面派下来的粮款等各种苛税全部分摊给下了台的乡村长和大户，不要贫苦农民负担。有个保董拒交粮款，陶永昌即派人将其子抓来，限期交纳。人们称他是为穷人着想的乡长，可是各村大户则耿耿于怀，纷纷到县政府告状。国民党宣威县政府对陶永昌进行指责，施加压力，他被迫辞职。　　1935年和1936年红军长征两次过宣威，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给宣威人民以深远的影响。陶永昌辞职后，以榨菜油为生，在走村串户卖油中，秘密坚持做党的工作。他不辞辛苦，奔走于陡沟、花鱼、绿水河、色卡、格依、窑上、述迤一带，广泛宣传党的主张和红军的革命道路，组织革命力量，结识大批革命青年，号召他们挺身而出，拿起武器，走红军的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37年，陶永昌再次被推举为陡沟乡乡长。他用新的策略和方法巧妙地同敌人作斗争。他利用乡长身份，积极组织革命力量，掌握武装，作好起义的准备。1937年农历4月，他组织了“青年自治会”，并担任主要领导。他为青年自治会规定了严密的纪律，凡参加自治会的人，经他一一考察，都是有理想、有抱负、有反抗精神的热血青年。同时还为自治会制定了誓词，其主要内容是：“打倒国民党，打倒反动派，除暴扶弱，打富济贫，团结奋斗，严守机密，冲锋在前，不当叛徒。”自治会成立时，各乡百余名青壮年踊跃参加，歃血盟誓，跟随陶永昌革命。陶永昌还提出旗帜鲜明的政治口号：“-，不得不反，若要不反，一不抓兵，二不派款。”在陶永昌的领导，自治会全体成员向各村贫苦农民和亲朋好友广泛宣传其政治主张，动员穷苦人民拿起武器跟自治会一道干革命，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污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为壮大革命武装，陶永昌还认真做好钱之寿的团结争取工作。钱之寿，述迤人，有反抗精神，为人耿直，常带武装百余人抄抢大户的财产，但目标不明确，其武装组织纪律性差。陶认为，若把钱教育争取过来，带领其武装同自治会—起造反，就增强了武装力量，起义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1938年6月的一天，陶带领自治会成员孔庆儒等人到钱之寿家，宣传党的政策，阐述“青年自治会”的奋斗目标、斗争口号和斗争方法，动员钱率领武装，与自治会携起手来，共同革命。钱当即采纳了陶永昌的意见，表示愿意率部参加自治会共同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双方还商议了准备武装起义的事宜。此后，陶、钱二人或派人联络，或用信件通报，或亲往相会，频繁联系，研究布置准备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　　1938年国民党宣威县政府委任其忠实走狗（青红帮头目、镇压人民的刽子手）邓玉阶到热水区当区长。担任区长后，更加穷凶极恶，到处抓兵派款，-抢掠，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陶永昌对邓玉阶的倒行逆施切齿痛恨，号召自治会寻找时机造邓玉阶的反，为民除害，平暴安良。而邓玉阶等反动分子对陶永昌把粮款分摊给大户，抵制抓兵也极端不满，把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伺机拔除。　　1938年12月2日，邓玉阶率武装11人，气势汹汹，直接撞入陶永昌家，一进门就破口大骂，限陶永昌要在第二天早上交出一大批修路壮丁，妄图借完不成任务加罪于陶。陶永昌见势不妙，清醒地意识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眼下人力少，当场来硬的对自己不利，只有采用软办法，先把这帮人稳住，再见机行事。他压住满腔怒火，假装满面笑容地迎接邓区长，对邓区长十分尊重，并对邓区长保证，壮丁一定如数按时完成。同时命令部下杀鸡煮肉，大摆酒席，殷情招待邓区长—行。邓玉阶得到了陶永昌的热情接待，对立情绪稍有缓和。随后邓玉阶等入席痛饮，喊拳敬酒，热闹异常，待酩酊大醉后，陶永昌又安排他们吹烟喝水。邓表示满意。这时，陶永昌以自带人去“抓壮丁”为借口，告辞邓玉阶，秘密把身边的几个自治成员派到陡沟、禄水、花鱼、格依等村庄通知自治会成员连夜到陡沟学校集中，并命令每人准备一把短芋头藏在衣袖里，用活络扣把人绑拴起来装成“壮丁”，以掩邓玉阶的耳目和便于起事。邓玉阶过够烟瘾，看到“壮丁”后，感到很高兴。陶永昌借到学校给“壮丁”训话的机会，检查了武器准备情况，布置两个自治会成员砍杀一个区丁，规定了起义暗号。暗号是，陶永昌喊：“兄弟们，给有睡处了！”喊第一声时，解绳取斧，喊第三声立即行动。深夜1点，陶永昌见时机已到，果断地发垃出起义信号。自治会会员勇猛神速地冲进邓玉等人的住处。用锋刊的砍刀斧头处决了11个作恶多端的反动分子，为人民除了害，起义取得了胜利。接着打扫战场，派人用本村大户的数张牛车把尸体拉了丟在胡家山背后的双枯洞里。邓玉阶带去的人，有一个钻进锅洞里躲着，被抓出来时，全身发抖，魂不附体，陶永昌宣布饶他的活命，令其改恶从善，以显示起义队伍的威德。同时又将该村原村长尹国照杀毙。　　当晚，陶永昌率起义队伍前往格依，并派人通知钱之寿立即率队到格依会师，攻打关营区公所。在格依大会上（钱未赶到），陶永昌充满必胜的信心，向起义队伍庄严宣告：“我们要效学红军，走红军的道路，扛‘打富济贫’的旗帜。”“没有枪向大户借。没有钱向大户要。”“明天要一鼓作气打下关营区公所，待机再攻打县城。”“我们得到了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是能够胜利的。”听了陶的动员，起义队伍群情激愤，士气高昂。第二天凌晨，陶永昌率起义武装200余人浩浩荡荡向关营挺进，将必公所层层包围。后知区公所全部人员已龟缩到区公所旁边的段姓碉堡内，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亲自带领部分队员攻到碉堡脚下。他开展政治攻势，向碉堡内喊话，叫敌人缴械投降。敌人一边答应投降，—边组织武装待机还击。陶没有及时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以为敌人真的投降了，便站起来去与敌人谈判。他刚刚站起来，堡内暗枪齐发，一颗罪恶的子弹从陶永昌喉咙下穿过，壮烈牺牲（时年26岁）。顿时枪声大作，战斗激烈。激战中，去抢救陶永昌的符文祯腹部中弹，魏玉东又去抡救他们二人亦负重伤。在主要领导人牺牲或负重伤的情况下，队伍被迫撤退，途经格依时，符文祯牺牲。当晚队伍转到陡沟，令该村6户大户各交出粮食1斗，作安葬陶永昌等的炊粮。　　次日，钱之寿率队伍数十人到陡沟．公开主持陶永昌等的安葬仪式，进行悼念。起义队伍和陡沟一带广大贫苦农民数百人举哀流泪，悲愤万分。钱之寿命令武装向关营、宣喊县城方向呜枪数百响告慰英灵，号召大家擦干眼泪，继承遗志，沿着陶永昌指引的方向，坚决走红军的道路。—时，群情激愤，众推钱为司令。起义队伍在钱之寿的率领下转战宣威及附近各县，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威震滇东北，后在强大敌人的联合围剿镇压下，起义失败。　　　　　　　　　　　　　　　　　　　　　　　　　　中共宣威县委史志委员会（根据陈芳培、魏玉彦、孙阳谷、李占彪、丁锡禄等回忆资料和有关档案，朱礼拴、浦绍臻整理）　　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以上内容由"讨厌来了"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徐文礼，云南省宣威县人。1935年参加红军长征，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民主革命时期，先后担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团政委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师副政委、政委、师长、副军长、军长、军政委、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曾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77年11月因病在北京逝世。时年57岁。　　[以上内容由"远山晨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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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烈（1909—1976），又名何坤，云南省宣威县板桥镇大堡村人。父亲为贫农经济水平。8岁入私塾，读满四年，又入板桥初级小学就读。1923年考入板桥高小读书，1924年1月被叔父接入省立曲靖第三师范附属高小读书，1925年6月因家境所迫辍学。　　1926年初考入云南省立曲靖第三师范读书，一个学期后，家里就无法接济他的读书费用。第二学期开学，他流着泪送走其他同学，独自坐在家里叹气，最后向亲朋好友借了钱，背着简单的行李步行三天赶到曲靖入了学。借的钱交了学费所剩无几，他只好星期天上山打柴卖帮补维持读书生活。在曲靖师范读书时，徐文烈受进步师生的影响，阅读大革命时期进步书籍，思想进步很快。1928年7月初，地下党在校内发动了第一次-运动，他带头响应，积极参加。后经陈昌郁（支部书记）、吴永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生涯　　入党后，他经常到穷苦群众中去教唱《工农十二杯酒》、《过年调》等歌曲，唤起民众。他还经常赶印革命传单，有时通宵达旦。1929年5月，地下党针对学校当局经常训斥进步学生的行径，组织了以反对学校克扣学生伙食为由的-运动，要求民主办校，撤换校长。　　-运动　　这次-运动，地下党组织充分总结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教训，不搞孤军作战，采取发宣言、散传单、向附近各县及省城求援的形式，扩大声势和影响。1929年6月30日，徐文烈等156名学生向省教育厅控告校长谢显琳吞噬学款、任用私人、排斥异已、校务废弛、历行-等问题。为了领导好这场运动，成立了-委员会，徐文烈为-委员会组织委员，他亲自带领学生向学校当局开展面对面的斗争，并亲自制标语、拟传单、组织学生桂荫党、冯相时等沿街张贴宣讲。为使-斗争取得最后胜利，-委员会决定由徐文烈、汪集生（又名汪炳贞）为学生代表到昆向省教育厅-。徐文烈、汪集生、赵国徽等三人绕道陆良赴昆。到昆后，在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的指导下，他们向省教育厅-。省临委又以省学联的名誉，在省立第一师范大会客室召开座谈会，邀请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各报记者和各文化团体的代表参加。座谈会上，徐文烈报告了曲靖师范学校当局巧立名目、蒙蔽上级、荒废教学、贻误青年、-舞弊等行为和全校学生为反对其黑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的实况。徐文烈在报告时，声泪俱下，语言感人，使曲师-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同情。第二天《民众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省学联、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一中学等校，发了传单和快邮代电，纷纷声援曲师-。省教育厅迫于形势不得不答应撤换校长谢显琳。这次学运，由于党的领导，搞得很出色。校长谢显琳坐卧不安，已筹划变卖私房回平彝（富源）老家。但时逢龙云带兵赴黔攻打贵州军阀得胜而归，路经曲靖，驻在曲师校内。谢向龙诉说，龙即令曲靖县长段克昌解决。学校当局在曲靖县政府的支持下，把徐文烈、周子安、汪炳贞等“永远开除学籍”，并饬由该地方官严加管束，不许潜到校中滋事，并通令省中各校，严加防范，不许他们更名报考。徐文烈、周子安被开除学籍后，再次绕道陆良到省，向昆明各校要求声援。1929年8月初，徐文烈、周子安等从昆明返回陆良，与在陆良贴标语、散传单，要求陆良各界人士起来声援曲师学生的汪炳贞、桂荫堂等召开会议共同研究，再次联络各县旅曲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号召各县教育界给予援助，向返家的学生发信函，动员不要回校复课，把-斗争进行到底。曲师校长谢显琳获此情况，即向省主席龙云禀报。龙云接报后批复：“来函诵悉。该劣等如此嚣张，殊堪痛恨”。后经在昆地下党员刘苑梅、程熙文推荐，徐文烈到陆良县南区碧云小学任教，到校后，徐文烈以教师的合法身份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　　1930年春，省临委对陆良党组织作了调整，建立了中共陆良中心县委，徐文烈为委员，负责六区（老鸦召一带）的工作。他以学校为据点，开展学运、农运、兵运工作。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宣传革命真理，教学生和青年农民唱革命歌曲，使《少年先锋队歌》、《国际歌》等歌曲流行于学校和农村。陆良-前夕，他又秘密唱武装-歌：“武装-要齐心，告我工农兵，高高举红旗，镰刀、斧头、五角星。被压迫的阶级，被剥削的人民，只有革命是出路，舍了斗争无生存。-、-，武装去把政权争。……”豪迈雄壮的歌声唤起民众参加革命武装-。徐文烈在召夸、老鸦召一带秘密组织发动了由青年农民和学生组成的50多人的武装，还对小者黑的分团首朱绍庭做-工作，争取人枪二百多。同年5月，省临委批准陆良武装-计划，确定其武装暂编为红军第三十八军，下设三个师，朱绍庭、徐文烈为第三师负责人。1930年7月3日晚，-枪声首先在板桥打响。 由于-队伍缺乏经验，指挥失误，致使东路军未按时到达县城，先到达的西路部队只好转移，起义部队反遭击溃。　　陆良-失败后，徐文烈转移昆明做党的工作。后回宣威与地下党员陈昌郁、何正坤、周子安等在板桥成立党支部，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其间曾与黄云梯到宣威海岱冲文阁两级小学任教。他教的语文、历史、地理课深受学生欢迎。他们组织学生演出《归农》、《秀香的下落》等戏剧。他还登台讲演、介绍剧情，激发农民的革命热情。通过演出、募捐资金办学，使更多的农家子弟能入学读书。中共云南省临委遭破坏后，支部与上级失去联系。党支部改为党小组，继续做党的工作。　　徐文烈1932年2月借省立第三师范同学何正坤的毕业文凭，化名何坤考入云南省东陆大学教育系，1933年8月，被人控告“思想左倾”、“常看《向导》周报”、“有共产党嫌疑”等而被捕入狱。因当局找不到任何证据，关押两个月后，他被校长何瑶保释出狱。从此，他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1934年1月，他毕业回宣威县立中学任教，在学生中秘密组织读书会，传阅各种进步书刊，并带领县中进步学生到板桥小学和板桥街头进行抗日宣传。10月，县中一学生无故被警察毒打，他对此深表同情，支持宣中、简师主持正义的100余名学生冲进警察局痛-局长傅嘉辉。　　1935年4月26日，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长征经过板桥。军团部于下午四时许，驻进板桥小学，展开了活动。有的联系学校，集合学生讲话，有的在墙壁上写了：“先进的革命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不拉夫”等大字标语。早年在板桥小学毕业后在朱培德部任排长、1928年率全排起义加入井冈山红军，当时任红九军团部作战科长的刘雄武（1937年春，任红军西路军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参谋长，西进到甘肃安西县红柳园子与敌浴血奋战牺牲），在学校大门外与家乡群众谈家常，讲革命道理。在县中任教的共产党员徐文烈老师当天从早往县中赶到板桥家中，军团宣传部长、云南迤西人王透，一住下就找徐文烈交谈，并邀徐参加红军。天方黑时，徐文烈参加了军团长罗炳辉、作战科长刘雄武等几位军团领导召开的会议，研究当夜攻打宣威城的方案。红军过板桥时，徐文烈带动板桥小学学生樊同功、徐文礼（1964年授予少将军衔）等数十人分头赶往距县城西南20里的红九军团宣传部驻地灰洞，参加了红军。这时徐文烈已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为了革命事业，他决心把妻子儿女留在老家，跟随红军离家干革命，并为红军攻占县城作向导。红九军团占领宣威县城后，他带领学生吴应伟沿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讲红军的主张，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恶，激励劳苦人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翻身求解放，号召青年参加红军。他还带着红军打大户，把财主家的火腿、粮食、衣物等分给贫苦农民。在徐文烈、吴应伟等的带动下，红九军团在宣威扩红三百人。　　全家抗日　　红军走后，徐文烈的父亲和胞弟被反动政府逮捕入狱，母亲-将大部分田地典卖作赎身费，父亲出狱后，被疾病折磨，因无力治疗而死，母亲亦相继去世，胞弟徐文斌被赎出后逃匿他县，新中国成立后徐托周保中等才在曲靖县城找到。徐文烈弃家革命，为国为民的精神在家乡被传为佳话。　　参加红军后，任红九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1935年8月在到达草地中的松岗时，经红九军团宣传部长王透、刘鹤孔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他参加蒲江、陈家坟战斗。1936年1月，参加荥径、小河子战斗。36年3月任红32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36年8月任红32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参加甘南、徽县、成县地区的战斗，10月参加环县以西各次战斗。36年11月任红32军政治部破坏部部长，36年12月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抗日战争时期，37年9月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河曲工作团主任，1938年8月任一二〇师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39年1月为宣传部部长，先后参加了冀中齐会、黑马、张庄和晋察冀的陈泉战斗及一二〇师回晋西北后的各次大的反扫荡作战。1941年2月，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政治委员。同年5月调任晋西北抗大七分校政治委员。1943年3月调任陕甘宁绥德抗大总校政治部副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2月，徐文烈调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1946年5月底，潘朔端率领的国民党滇军一八四师在海城起义，徐文烈奉命带领30多名老红军、老干部改造前去进行改造，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培训了大批干部，将该师组建成东北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徐文烈担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在徐文烈的倡导和统一部署下，先将校尉级军官、军士和士兵分开整训，全军广泛开展了诉苦运动。“倒苦水”、 “算细帐”、“挖苦根”，然后进行政治教育，海城起义的官兵后来多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士兵们控诉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时个个声泪俱下，诉说国民党军队军官-士兵的暴行时人人义愤填膺，通过这一运动激发了战士们的革命热情，帮助战士树立了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此外他还动员组织部队从事生产劳动，加深了干部战士对建立新型的军民关系的认识。徐文烈创造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1947年12月，徐文烈又调任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1948年10月，曾泽生率国民党滇军六十军在长春起义。1949年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改编该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任命曾泽生为军长，徐文烈为政治委员。徐文烈担负起了彻底改造六十军的光荣任务。他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掌握了全面情况，认真贯彻党中央“对起义部队实行彻底改造，使之成为人民军队”的方针和东北军区党委的指示。首先，按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在全军建立各种制度，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根据该军实际，开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先后培养和发展党员646名，仅仅三四个月时间，就实现了团有党委，营有支部，连有小组，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全军采取了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相结合，领导启发诱导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对旧军阀制度的控诉运动、反对封建地方阶级的诉苦运动、思想还家的阶级自觉运动，进行了战争观念教育、团结内部教育、政策纪律教育，对全军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对国民党军官采取“少数清洗、多数调学、部分留队”的方法，对留队的军官采取部分“夹带”，部分“搬家”的办法，随后50军开展了-、诉苦运动、自觉运动和革命战争观教育、团结教育和政策纪律教育。本着“审慎使用，积极团结教育，使之逐步成为人民军队干部”的方针，对起义的2714名军官在政治上严格要求，思想上热情帮助，生活上关心照顾，采取陆续调学轮训和随同部队一起改造的方式，进行了教育改造，做到量才使用。徐文烈还亲自找了100多名起义军官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给他们安排适当工作。先后接受东北军区从各部队抽调的1000多名干部，充实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对混进队伍内的特务、奸细、警察、宪兵、逃亡地主等实行了坚决清洗。对一些老弱病残者实行精减，做到合理安排。在东北地区招收翻身农民5400多名参军，为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使部队政治素质大大提高。短短半年时间，整个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徐文烈代表军党委向上级主动请缨，要求让五十军入关作战，接受战争锻炼和考验。　　1949年6月15日五十军誓师入关，投入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10月率部参加了鄂西战役，生俘敌宋希濂部七十九军代军长肖炳寅、副军长李维龙、高参宋杰，十五军一六九师副师长王跃斋，一二四军六十师师长易瑾等以下官兵7000余人，首次作战就取得了辉煌战果。这段时间徐文烈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复发，他强忍病痛，坚持指挥作战。他既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也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鹤峰歼灭敌十五军和七十九军残部时，五十军前方指挥所决定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划区搜剿。徐文烈得知后，认为不妥，立即与军长等商议，复电前指：兵力要集中使用，不能过于分散，可以抽出少数兵力发动群众，宣传我军的宽待政策，瓦解敌军。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下，敌300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在鄂西战役中，全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杀敌，表现突出。第四野战军-两次通令：五十军此次参加鄂西战役的作战，坚决执行命令，不怕疲劳，翻大山走小路，忍受缺粮及宿营的困难，勇猛迅速连续追歼逃敌，并俘获7000人之众，与友军团结友爱精神甚好，特别是切实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立了良好的影响，首战立功，殊堪嘉慰，特予通报表扬。11月下旬，徐文烈等又奉命率五十军投入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在成都战役中，先后解放了石柱、大竹、渠县、营山、蓬安等县城，毙伤敌人380多人，俘敌人8165人，迫降17700余人，缴获步枪、冲锋枪万余枝，轻重机枪200多挺，迫击炮、六○炮70多门以及汽车、弹药、黄金、白银等物资。徐文烈不顾病痛折磨和部队一起行军作战，有时连续行军20多个小时，行程300余华里。他办事严肃认真，考虑问题缜密。在部队驻遂宁阻敌南逃期间，军部某同志出于锻炼部队的目的，主张一四九师向三台地区活动，寻机歼敌，以壮声威，并将该师负责人叫到军部布置任务。徐文烈得知情况后，一再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第二野战军-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通过他耐心说服，有效地制止了这一盲目行动。果然军部很快就收到了命五十军昼夜兼程参加成都战役的命令，使五十军按时完成了参加合围成都的任务。他原则性强，在五十军进驻金堂、简阳时，敌军派人要求五十军去受降，有的干部主张去受降，曾军长要徐文烈拿主意，徐文烈坚决不同意，他说：没有上级命令，部队不准随便行动。此事受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表扬。在成都战役中，五十军指战员勇猛顽强，吃苦耐劳，0完成任务，受到上级多次表扬。这支起义部队，通过徐文烈等的努力，至此完全改造成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毛主席关于“该部可能争取改造成为较好的部队”的预言。　　1949年，他和张梓桢带领几百名原国民党第60军长春起义官兵，顺利改造了在四川起义的国民党第20兵团和“-挺进军”2万官兵。　　1950年2月，五十军奉命回师沙市、钟祥。4月，根据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的命令，徐文烈、曾泽生等从全军抽调11000多人组成筑堤队伍，在40公里长的地段上修筑汉水防洪大堤，投工380万个，筑堤63.7万立方米，为汉江平原500万人民造了福。同时，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参加生产，克服经济困难的号召，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开展了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开垦水田17000多亩，旱田13000余亩，菜地1500多亩。还组织了伐木、捕鱼、畜牧等副业生产，减轻了国家负担，改善了部队生活。部队进驻沙市等城市后，有的人滋长了盲目乐观思想，认为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针对全军当时的一些思想情况，在徐文烈的带领下及时对师以上干部进行了集中整风,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在新形势下的任务。他生活简朴，严于律已。从不浪费公家一分钱，就是孩子每月由国家供给的生活费，他也要求家人尽量节约。1950年10月初，朝鲜战争形势严峻，50军奉军委命令，放下即将到手的秋收，全军调辽宁准备改编为炮兵部队。10月下旬，第一次战役形势十分紧张，50军从辑安、安东紧急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部队入朝前夕，徐文烈针对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结合部队的思想状况，动员全体政工干部在全军进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动员，并亲自抓出国前一切准备工作，使五十军在战前就有了较充分的思想和物质准备。部队刚跨过鸭绿江的第二天就投入了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与友军协力截击了向楚山等地进攻之敌伪6师，并追敌至车辇馆地区。在总结初战经验时，徐文烈不顾敌机在头上低空盘旋，沉着冷静地听取各师汇报战况，反复鼓励大家道：有我强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美帝国主义疯狂不了几天，我们要发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精神，勇敢作战，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为祖国争光。在11月20日开始的第二次战役中，五十军在清川江以西钳制敌人，掩护志愿军主力，尔后又过清川江，夺平壤，逼近三八线。这时，与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军相比，志愿军的装备仍很落后，伤亡大，部分干部战士产生了“恐美”情绪。针对这种思想倾向，徐文烈及时地做耐心细致的工作，激发敢打、敢冲、敢拼的斗志，并带领全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部队的思想觉悟，增强适应性、坚定性，树立勇猛杀敌，打败美帝的坚定信心，使全军精神振奋，斗志昂扬。12月31日起参加第三次战役，全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特别是取得了高阳战斗沉重打击英军二十九旅的胜利，创立了两个步兵营用劣势装备全歼敌重型坦克营的光辉范例，以及在1951年1月4日取得首先攻入汉城的胜利。由此，一些人产生了自满情绪。徐文烈及时对他们进行了热情帮助，纠正了不利再战的思想倾向，为夺取此后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第四次战役，五十军三个师全线展开在汉江两岸防御作战50昼夜，敌人仗恃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等现代化装备，猛烈进攻。五十军不惧严寒，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依托简单的野战工事，一把炒面一把雪，弹药用光，就用刺刀、铁锹、十字镐和石块，与敌人殊死搏斗，以劣势装备战胜了装备精良的侵略军，打出了军威、国威。在此期间，徐文烈忍受心脏病、关节炎的痛苦，昼夜操劳，与全军将士同甘共苦。十分紧张的战斗生活，使他面黄肌瘦，神色憔悴，但他仍咬紧牙关，坚持指挥运筹。他以坚强的毅力坚守在指挥所里，眼睛看着地图上的交战标记，耳朵听着数百个山头上战斗的得失汇报，脑子里思考着各部应采取的应变措施，不断作出调动部队，巩固阵地的决策。为了战役的胜利，他时刻不忘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军作出表率，使全军将士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经受住了考验，涌现了近500名记大功以上的功臣模范，五十军受到了毛泽东与志愿军总部-的高度赞扬与通报表扬。　　1951年3月15日第四次战役结束，五十军奉命撤出一线回国到丹东、凤城地区休整补充。许多干部战士认为可以休息了。徐文烈考虑到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针对这种思想，提出了“出国再战”的号召，在全军进一步开展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使干部、战士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战斗热情，树立了出国再战的思想。五、六月间，-发专电要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各军党委书记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徐文烈代表第50军赶到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他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五十军入朝后参加四次战役的情况。同年7月，五十军奉命再次入朝作战。由于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二次入朝作战时，全军没有一个干部慑于朝鲜战争的残酷而要求留在国内，也没有一个战士因怕死而离队。全军将士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完成了抢修飞机场的紧急任务，担任了鸭绿江口至清川江口朝鲜西海岸的守备防御任务，在空军配合下，采取“由近而远，逐岛进攻”的方针，进行了渡海攻岛作战，先后解放了椴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艾岛及附近岛屿，创造了以木船、汽船、折叠舟同敌兵舰战斗取得胜利的新战例。　　1953年4月12日夜，五十军军部驻地青龙里突遭敌飞机轰炸。第一副军长蔡正国等60多人不幸牺牲，军指挥机关遭受了很大损失，军长曾泽生、政委徐文烈也负了伤。徐文烈耳朵被震聋，臀部被炸伤。当大家把他抬到坑道时，他一开口就问：“军长、副军长、参谋长、战士们的安全怎么样？”对大家悲痛的回答，他听不见，又急切地追问：“你们为什么光张嘴不说话？”当知道伤亡情况后，他怒吼道：“美国鬼子，看你们能猖狂到几时！”他立即布置赶快把部队组织好。并大声号召：“一定要为同志们报仇，一定要坚决彻夜打垮美国鬼子”。徐文烈就是这样怀着对美国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对全军将士的无比关心，与全军指战员一块浴血奋战的。　　由于徐文烈等认真贯彻毛主席的建军原则和军事路线，一刻不放松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动灵活地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战术，全军指战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历时4年，先后进行大小战斗95次，毙伤敌14052人，俘敌442人，缴获-1975枝，各种炮37门，击落敌机3架，击伤14架，击毁坦克28辆，击伤50辆，击毁装甲车33辆，汽车38辆，牵引车10辆，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胜利地完成了战勤和守卫海防的备战、筑城任务，涌现功臣模范14141人，排以上干部中有7049人获朝鲜政府授予的勋章和奖章，徐文烈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后授予一级国旗勋章、二级国旗勋章各一枚。50军再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徐文烈等对军队改造工作的成功，证明了徐文烈为50军的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50军成为唯一一支长时间采取非融编方式，成建制改造并保留原建制的国民党起义部队，没有融编进来任何一支解放军老部队。　　1954年2月，徐文烈告别与他同生死、共命运、艰苦奋战了五个春秋的五十军全体将士，奉调回国，协助刘伯承等领导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任学院政治部副主任。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各一枚。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徐文烈十分辛苦，以至积劳成疾，患脑血栓，一度偏瘫，但病情稍有好转，又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1959年12月，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秘书长。　　蒙冤　　“文革”中，因历史-问题被林彪反党集团关押起来，受尽各种刑讯，身心遭到严重摧残。由于长期征战，加之遭受林彪、“-”的残酷破孩，他已积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肝炎、严重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于一身。1971年2月18日，被当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军籍。3月，被林彪党徒借战备疏散之名，遣送回宣威原籍。回到家乡后，被安置在距宣威县城20公里的歌乐村。当地政府将购销店房子让出一间给他居住。房子低矮潮湿。风湿病已经很重的徐文烈，只能住在板楼上。他的居室里，只有一张用木板铺的单人床，一张小木桌、一把木椅子和简单的几样生活用品。黑暗潮湿的楼下只有一个用土坯砌成的火塘和几个供人坐的草墩。当时每月只发给他60元生活费，除治病外，所剩无几。那时物资匮乏，每月仅供应2两猪油，他只能以粗茶淡饭糊口。尽管屈居山村，住宿条件极差，生活艰苦，精神和疾病折磨，他仍以革命者的开阔胸怀和顽强毅力坚强地生活着。他始终抱以乐观的态度，言谈中总是充满情趣和幽默。有时，孙女来看他，当他看到孙女红润的脸蛋和胸前飘动的红领巾时，便风趣地说：“祖国的花朵，你又来了”。有时，他起床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表停了，也会风趣地叫醒隔壁的营业员，说：“小伙子，我的好邻居，我的表又睡着了，你的表有几点钟了？”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同村里的干部、社员及老师都处得很好。一次，他到村里的小学校去，看见老师在小油灯下批改作业，就无限感慨地谈起往事。他说当年他考曲靖师范时，作文考题是“小学教师，极其辛苦也，诸生为何考师范乎？”回家乡后，由于居住条件差，营养缺乏和缺医少药，使他的伤残之身得不到调治，身体日渐衰弱，病势愈来愈重。1972年至1973年初，他已病到吐血和难以行动的程度，但仍壮志不已，雄心不衰。1972年7月16日，他在第二次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兹欲再刍刍以恳求于主席者，深盼能批示有关机关-，将林贼及其忠信对职污陷之一切，予以严肃复审，还我历史以真实面目，则职三生有幸，誓当衔环结草，殊死以报党和人民。职复思，今林贼授首，已化飞灰，随从羽翼相继落网，贼等任何污陷于职历史之处，已易查明，谨恳示有关-，赐予严肃鉴定，以清泾渭。忠奸不两立，此生为党为人民，誓当继续流血流汗，虽死而无恨。”又言：“……惟朝朝暮暮，切盼有朝一日含冤剥白，能够继续紧随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再行驰骋疆场，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支援世界革命继续流血流汗，直至肝脑涂地以报党和人民之死矢糜他（靡它）。”1972年12月9日，他在写给北京的儿女们的信中又写道：“孩子们，爸爸与许多遭林彪贼子一群匪帮残酷破孩者一样，坚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旗帜下，终将含冤得白，重新执干戈以卫社稷，誓将以血为保卫党、保卫祖国而流！”1973年初他在写给北京的女儿徐燕的信中写道：“孩子！一定要坚定顽强，真理总是不会平安产生的，咱家是硬骨头传家的，为革命任何时候都可以粉身碎骨”。1973年4月，在徐文烈的一些老战友的帮助下，徐的女儿徐燕、儿子徐子非，冲破重重障碍，把他接回北京。当时，林彪集团虽已落网，但军内“左”的一套仍十分严重。当时总政下令，不接待徐文烈，还曾派人企图将他重新送回云南。但是，徐文烈的一些老战友作了许多努力，给他各种帮助，才得以住进总政招待所和解放军309医院。徐文烈返京不久病情更加严重，陷于高烧和昏迷状态。经检查，肺上有两个大空洞，尿糖已达四个“+”号。尽管病势如此严重，他仍坚持不断的看书看报，抓紧时间学习，在孩子们的搀扶下去总政-，要求平反冤案。1976年12月28日12时37分，徐文烈第二次心肌梗塞，含冤逝世。　　平反　　1979年3月15日，总政治部发了《关于徐文烈同志历史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宣布“撤销1971年2月18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将徐文烈定为叛徒，开除党籍、军籍的决定”，彻底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给徐文烈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徐文烈的冤案，最终得到了平反昭雪。1979年4月10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徐文烈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为他公开平反昭雪，彻底恢复名誉，并进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悼词中说：徐文烈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即从事革命活动，曾参加过云南陆良-。随后，加入工农红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为了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他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保卫祖国，援助朝鲜，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勤勤恳恳，忘我工作。徐文烈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政治工作干部。四十多年来，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为培养教育干部、改造国民党起义部队和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战斗了一生。徐文烈同志一贯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深受党的信任和群众的尊敬。他为人正直，作风正派，敢于负责，不怕困难，待人诚恳，关心群众，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保持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以上内容由"19w19w19w"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包其贤，又名张贤，1927年出生于云南省宣威县(今宣威市)宝山戛立小村子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从小与村中的苦孩子们一起帮地主上山放牛羊，天天同山岩、森林打交道，常受地主少爷的歧视和打骂，对地主残酷剥削人民极为不满。　　1945年10月，中共地下党员柴爱国到宝山地区宣传发动群众。包其贤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起来革命，受苦的放牛娃才能翻身做主人。在柴爱国等人的教育和帮助下，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抗战胜利后，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党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积极准备在云南发动武装斗争，继续把宣威列入发动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之一。1945年10月，省工委委员侯方岳到宣威检查工作，听取柴爱国等对格宜、宝山一带武装斗争的情况汇报后，传达了省工委首先在云贵边界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反蒋武装斗争根据地的决定。1947年2月，由中共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的云南第一支反蒋武装“六六”分队在格宜法马坡正式成立。这支分队的建立，揭开了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序幕，对云南武装斗争的开展有着深远的影响。1948年2月，原“六六”分队留下坚持工作的柴灿国、包继攀、滕显清等为-敌人的“清剿”和镇压，以原“六六”分队分散活动的武装为基础，经广泛发动群众，在格宜、宝山一带组织了1500余人的反蒋武装-(即春节起义)。包其贤参加了这次起义，后随起义队伍转移到陆良龙海山，编入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一纵队第二支队第五大队。包其贤任第五大队通信员。在大队随纵队轻战滇南到越南河阳整训和转战回国的各次战斗中，包其贤的革命意志坚定，工作认真负责，常常冒着生命危险，把各种情报送到支队，又把支队的指示及时接交给大队领导，0完成了组织交给的通信工作任务，使部队能灵活机动地打击围歼敌人，战胜艰难困苦。　　1948年11月，北风呼啸。队伍经10多天的日夜兼程到达邱北县北羊街双龙营附近，战士们十分疲倦。宿营至深夜，岗哨报告有敌人向村子方向进犯，大队领导立即组织转移。包其贤因故没有跟上部队。当敌人进村时，他藏在一个楼上的草堆里，避开了敌人。搜索的几个敌人走后，他立即从楼上下来，想乘着黑夜摆脱敌人。走不多远，几个敌人从侧面向他扑过来。“站住!站住!再跑就开枪!”敌人一边喊一边追。包其贤终于体力不支，被敌人抓住。敌人利诱他说：“只要你说出队伍的运动方向，就不杀你”。包其贤蔑视敌人，坚定地说：“不知道!”敌人恼羞成怒，用抢托乱打，妄图毒打成招。包其贤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仍坚定不移，并大声怒斥敌人。凶残的敌人又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毒辣手段，几个彪形大汉一拥而上，强行拉开他的双手，用两把锋利的匕首钉在板壁上，使他双脚离地。面对敌人的酷刑包其贤英勇顽强，坚贞不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怒声痛骂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使用更加残忍的手段，用刺刀捅他的肚子。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年仅21岁的包其贤在敌人的屠刀下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为了让包其贤等先烈们的事迹永垂青史，光照千秋，激励后人。宣威县人民政府根据宣威各族人民的愿望，于1987年兴建了“宣威革命烈士陵园”。每年清明时节，少先队员以及各族群众聚集在陵园，凭吊先烈，接受教育。宣威烈士陵园现已成为乌蒙山区一个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以上内容由"弄臣"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浦在廷（1871—1950），宣威榕城镇人，学名浦钟杰。浦在廷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父亲。电视剧《商贾将军》原型。浦在廷不仅是云南宣威火腿罐头的创始人，更是一个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积极拥护、支持、参加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热血志士。　　浦在廷（1871—1950），宣威榕城镇人，学名浦钟杰。浦在廷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父亲。电视剧《商贾将军》原型。浦在廷不仅是云南宣威火腿罐头的创始人，更是一个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积极拥护、支持、参加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热血志士。1950年，因病逝世，终年80岁 。　　少年时期　　浦在廷1871年农历5月5日（端午节）出生于出生在云南宣威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父浦春澜是清朝光绪乙酉科拔贡，在当地开书馆教学，并亲自教自己的四个儿子学习，希望他们科举进身。而浦在廷排行第二，不愿意走科举之路。　　1885年，浦在廷14岁时向父亲提出参加马帮当赶马人，遭到父亲的严词拒绝。不得已，他几次跟着马帮偷偷地走了，又几次被抓回来。倔强的浦在廷决心赶马帮，闯出自己的事业，最后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儿子的决定。　　创业历程　　浦在廷在赶马帮的过程中，几次险些丢掉性命，但是他没有回头，逐渐由帮人赶马帮到有了自己的马帮，在省内外做生意，逐渐成了有名望的商人，担任了宣威商会会长。　　他从加工经营家乡特产——“宣威火腿”着手，宣统元年组建了云南较早的股份制企业——云南“宣威宣和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还受蔡锷将军的启发，引进了云南工商史上最早的罐头生产线，生产火腿、水果罐头，实现了探索实业救国之路。于是，“宣威火腿”声名远播，香飘海内外。　　1915年，蔡锷、李烈钧等发动反袁起义，当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经过宣威时，浦在廷亲自在县商会内设立了兵站，积极为护国军筹集粮款，而且自己踊跃捐献。　　1916年“护国运动”兴起，他捐资捐粮支持北上征讨袁世凯的护国大军。护国军回昆明途经宣威时，唐继尧授予浦在廷银质梅花护国奖章，并亲书“急公好义”相赠；　　1917年，随滇军参加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护法战争，并随护法军入粤。积极出资支持创办黄埔军校。　　因北伐有功，被孙中山委任为全国总商会副会长、广东烟酒公卖局局长兼滇军第二军军需处处长、赠五等嘉禾勋章、授少将军衔，孙中山亲笔题书的“少将第”“戮力同心”如今就悬挂在故居。　　1918年创建“浦在廷兄弟罐头食品公司”，将宣威火腿罐头打入国际市场。海内外设立了6家分店。　　1922年随北伐滇军至广州，追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　　1923年广州的全国地方名特产品赛会上受到孙中山等人的高度赞誉。同时积极支持国民革命，1923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任北伐滇军军需总局局长之职。子女在其支持下也先后走上革命道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5年回到宣威，浦先生继续从事火腿罐头事业。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捐款修建桥梁，参与和负责修建街道和修建滇黔公路，在东山寺修建钟鼓楼、知趣亭、海会塔。还两次从越南购来大米，上街救济饥民。　　1950年，浦先生在家中因病逝世，终年80岁。　　[以上内容由"longtime"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惠我春（1877～1948），字云岑，别号大我，男，汉族，云南省宣威县人。　　幼年家贫，勤奋自学，品学为乡里所器重。赴昆明寻求出路，考取云南陆军小学堂国文教官。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中，积极参与宣传活动。编写教材，宣扬民主，介绍中外民族英雄，鼓舞革命精神。他提倡学习西洋文化，学习科学技术，发展工农实业，改革社会不良风气。组织天足会，任会长，提倡女子剪短发，先把自己的女儿头发剪短。　　民国4年（1915年），为配合讨伐袁世凯，他创办《义声报》，揭露袁世凯罪行，宣传护国起义的正义性，分析两军形势，肯定正义战争必胜信念，还为云南军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出谋献策。袁氏倒台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对护国有功人员分别给予奖励，惠我春获嘉禾勋章。赵藩认为在护国运动中，《义声报》的宣传作用功不可没，书横幅赠惠我春。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10月，章太炎奉孙中山命到云南联络唐继尧北伐，《义声报》发表《欢迎章太炎来滇、拥护护法运动》等文，二人自此订交，函信不绝。　　1921年，唐顾之争，惠我春随唐继尧亡命香港，时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北伐，派人与唐联络，唐派惠我春到广州经过叶楚沧会见孙中山，面交唐致孙书信，就合作北伐事宜磋商。1922年，惠我春随唐继尧回到昆明，仍办《义声报》，反对北洋军阀。同年，被聘担任东陆大学筹备委员，后被聘为东陆大学名誉教授。1927年，《义声报》被勒令查封，主编和部分被捕入狱。此后惠我春退出报界，隐居昆明西郊龙院村，买地筑房，课读子女，平时也为村里的公益事业出力。倡办小学，修通村道，清除河中淤泥以利灌溉，引进桉树幼苗绿化村旁，为村民排难解纷，群众都尊称他“惠老师”。他关心老家的社会进步，凡宣威旅昆有困难的人找到他，都尽力帮助解决。多次被选为宣威同乡会会长。　　1938年9月28日起，日寇不断派飞机空袭昆明。昆明市民与西南联大教授常到龙院村一带躲避，与惠我春相识并相钦相敬。惠家有余房，邀请梅贻琦、朱自清、杨武之到村舍同住。时昆明住房奇缺，不久又有5位联大教授要求来同住，惠我春只好把自种成材的桉树砍下来，在围墙内拼搭“干打垒”的5套房间安排住下。直到日寇投降，学校复原，教授们才依依别去。其间，通过张冲与李公朴结识并成为知交。　　惠我春生活严谨俭朴，不吸烟-，对人诚恳谦虚。1948年，在昆明家中病逝。　　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以上内容由"博雅小新"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柴灿国，1917年出生在宣威宝山发马坡一个农民家庭。1923年开始在本村小学读书，后在宝山高小四班就读，成绩优异。1932年考入曲靖中学，在校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宣威旅曲同乡会活动，阅读《农民四字经》等进步书籍。1936年毕业回发马坡，参与柴爱国组织的培智社活动，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后到省财政厅办的财会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先后在昭通合作金库、曲靖南盘江水利工程处当会计。1943年在昭通工作时，积极支持地下党员柴爱国到威宁开展工作。　　1945年春，党组织准备在宣威宝山建立抗日根据地，在柴爱国的启发下，柴灿国辞职回发马坡，以教书为掩护，参加了建立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同年底，经柴爱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负责陆家村片的农民发动丁作。1947年春，根据省工委在滇黔边界组织发动武装起义的指示，柴灿国积极热情地做好党分配给他的工作，与徐庆华、董士荣一起负责刻印起义宣言。1947年6月“六六分队”成立后，他是“六六分队”的骨干之一，分管通信联络，同时还主动到陆家村发动群众，掩护“六六分队”活动。一次，柴灿国临危不惧，巧妙地掩护柴爱国摆脱敌人追捕。　　1947年10月，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省工委决定“六六分队”暂时分散活动，分队的干部分别调陆良、邱北等地工作，宣威宝山、格宜一带农村党的工作交由柴灿国等负责。柴灿国按党组织的安排布置，同其他同志一道，走村串寨，深入宣传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枪枝，分片编队，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48年春，柴灿国、包继攀、滕显清等果断地率领1000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宣威宝山春节起义，柴灿国任教导员，包继攀任大队长。起义部队直驱贵州，打下水城县发贵乡公所，缴枪十余支，抓到了敲榨群众、奸0女的恶棍陈少和，在群众要求下当场处决，为发贵人民除了一大害。首战告捷，一时声威传遍四乡。接着柴灿国等又带领队伍速返宣威，攻打田坝乡公所和迤簸乐“剿匪联合办事处”。起义队伍节节胜利，震慑了敌人。宣威县长李仕厚亲率县常备队到宝山“清剿”。柴灿国等得知后，立即带领起义队伍埋伏在火石口子伏击了敌人。敌人遭伏击后，龟缩在宝山伺机报复。　　柴灿国带领起义队伍一边迂回作战，打击敌人，一边派人向上级组织联系，要求派干部加强领导，同时加强对起义队伍的整顿教育，提高战斗力。整顿后保留近200人枪；按上级党组织的布置兵分两路向滇东南转移，去找朱家璧领导的起义队伍。部队转移后，敌人进行了“大清乡”，柴灿国家的房屋被烧毁。柴灿国和包继攀带领的近100人顺利地到达普冲，正碰上杨守笃伺志率领陆良起义的队伍在林必木与敌作战，处于不利的形势。柴灿国等当机立断，带领队伍从敌人侧后杀进敌阵，使敌大乱，陆良起义队伍变被动为主动。次日，又配合杨守笃部智歼路过普冲的沾益政警队20余人，缴枪20余支。随后到桃园与朱家璧率领的队伍汇合，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二支队五大队，柴灿国任副教导员。滕显清带领的一部分沿途与敌作战，到普冲找到杨守笃部队时只剩下39人，编为四大队三中队。舍得整编时，将该中队调编入二支队五大队，柴灿国任副教导员，参与主力南下。　　南下途中，柴灿国兼管部队生活。他克服重重困难，保证部队给养。边疆农民的习惯是不存米，早吃早舂米，晚吃晚舂米，他费了很大劲搞到谷子，又要组织舂米，有时还未舂出来，部队又要出发了。根据这个情况，在条件好点的地方，他就动员战士带预备粮，每人至少要带三天，因此部队从未出现吃不上饭的情况。柴灿国不仅做好本大队的粮食供给，还千方百计帮助纵队供给处筹粮。　　部队到越南边境时才知道要去河阳整训。河阳官坝气侯炎热，瘴气大，曾流传“要去官坝，先把老婆嫁”的说法，战士思想产生了波动。柴灿国配合大队教导员立即做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士气。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稳定了部队的思想情绪。进入越南后，由于气候恶劣，水土不服，劳累过度，病号逐渐增多，干战相继病倒。在河阳的几个月里，柴灿国天天带病坚持工作。　　1948年10月在回国途中，柴灿国带领队伍巧妙地通过敌人的多道-线。秧普战斗后，五大队负责后卫，收容掉队的伤病员。柴灿国拣挑重担，带着一个班在最后阻击敌人。当秧普敌人追上来时，他领着这个班阻敌两个小时，待主力部队全转移后，他才撤下来。敌人仍尾追不放，他带领战士边走边打，坚持一夜，吸引敌人往平台方向走。五大队还在平台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了回击，将敌击溃，终于摆脱敌人的追击。艰苦的行军和连续战斗，柴灿国的病越来越重，为了部队的安全，他仍然带着一个班坚持担任后卫，阻击敌人。到了邱北绿江，柴灿国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最后倒在路边的草丛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1岁。　　　　　　　　　　　　　　　　　　　　　　中共宣威县委史志委员会（根据柴爱国、柴治平、柴永国、柴家耀、包云龙、陆达邦等回忆材料，朱礼铨、浦绍臻整理）　　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以上内容由"feifeimao "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费实亲，化名浦恩义，1932年6月出生在云南省宣威县榕城复兴费家冲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生活贫苦，6岁时开始帮助家中放牛干活，从小为人朴实，尊老爱幼，深得邻里喜爱。1941年到本村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省立宣威乡村师范附中。读书期间，不但努力学好功课，还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籍。他关心政治，常打听红军长征路过宣威时的情景，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毕业后，费实亲回家务农。生活的贫苦，越来越腐朽的社会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他忧心如焚，当他了解到全国各地都在积极组建人民武装和人民政权，又知本村进步学生费跃、费敏亲、费纯亲等是中共地下党员，并已参加党的进步组织或进步团体后，便于1948年4月，与费亚坚、费正亲、费洪亲等人到会泽找到费跃，准备参加革命，经会泽地下党组织安排，他改名浦恩义，到火红、尖山一带参加武装起义。　　6月底，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费跃率领颜水清、费实亲从尖山赶到火红，分别听取朱集民、金绍清和陆永邦的汇报。　　7月8日，以金绍清武装力量为主的150余人在火红桥边举行反蒋武装起义，打响了会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起义部队定番号为“滇黔边区民族自救军”，政治口号是“打富救贫”、“反三征”。敌安纯三部以及国民党保安第六团到会泽“进剿”。　　7月20日拂晓，费实亲与起义领导人赵绶先、金绍清等十余人被上千名敌人包围在金绍清家中，在敌轻重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仍顽强抵抗，英勇奋战。从拂晓坚持到下午，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冲锋，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弹尽援绝，金绍清的家被攻下。金绍清和年仅16岁的费实亲一起被俘，为了从费实亲口中得到党组织的秘密，敌人软硬兼施，费实亲置之不理，丝毫没有暴露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即使在敌人的酷刑面前，他也毫不动摇，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7月24日，费实亲和总指挥金绍清一起被敌人杀害于会泽火红老街。临行前，他大义凛然，高呼“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年仅16岁的费实亲就这样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费实亲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并没有虚度此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全部的力量。他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忠于党和革命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至今还在宣威及会泽一带群众中传颂。　　(朱艳芳)　　[以上内容由"雨霏"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周小亮，学名周恩亮，1907年生于云南省宣威县格宜镇大兴办事处法马坡。青少年时期，家庭贫穷，长年靠打工度日。周小亮为人忠厚诚恳，吃苦耐劳，乐于助人，左邻右舍都喜欢他。后来父母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应该有个妻室。年迈的父亲为了儿子，不顾个人生命危险下井挖煤，不幸死于井下，整个家庭几乎瘫痪，惨不忍睹。周小亮的母亲也逼得去作零工，获得微薄的收入。几经辛苦，省吃俭用，终于为周小亮娶了妻子，完成心愿。满以为可以安稳地过生活，不料妻子得病无钱医治而离开人间，面对妻子的死，周小亮悲痛万分。在这前无出路，后无退路之时，他不得不离乡背井来到贵州水城马场。周小亮又重新组建了新的家庭，但家中经常缺吃少穿，饥饿寒冷，生活仍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经过几番思索，认识到在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下，广大贫苦人民要有好日子过，那是不可能的事。　　1944年冬，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时，日本侵略军打到贵州省的独山。中共云南地下组织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准备在云贵交界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到这一带搞组织发动的地下工作人员，发现周小亮为人忠厚正直，与群众关系密切，主动与他亲近，教育、启发他的革命觉悟。37岁的周小亮经过地下党员的教育、启发后表示决心跟共产党走，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由于他是本地人，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组织安排他以卖凉水为名，为地下党搞通信联络。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冒着生命危险，抛开家庭、亲人，奔波在至关重要的联络战线。周小亮对革命工作非常热心，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他对同志亲如一家，关怀备至，凡工作人员在他家住宿，他和妻子宁愿自己吃苦受冻，也要让同志们吃好住好。他虽然没有冲锋陷阵，荷枪实弹地与敌拼杀，但他的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是整个革命工作不可缺少的环节。　　1945年日本投降后，1946年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挑起内战，地下党仍在贵州水城独山一带坚持斗争，组织反蒋武装。1949年仲秋的一天，云南宣威边防大队与国民党贵州保安团在贵州水城马场相遇，战斗激烈地进行着，周小亮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不顾个人安危，积极配合部队作战，为战士送水送饭。　　战斗结束后，为防止敌人卷土重来，边防大队决定撤离，于是领导和战士一致要求，动员周小亮随部队一道转移。但周小亮顾全大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要求留下掩护部队撤退，领导多次劝告，他都坚定地说：“你们放心地走吧!我留下来对工作有好处，敌人有什么活动我好跟你们联系。再说我是这个地方的人，怕什么?”部队转移后，同年10月，敌人回到马场“清剿”，周小亮不幸被抓了起来，敌人严刑拷打，哄逼周小亮，追问他游击队到什么地方去了。周小亮守口如瓶，坚贞不屈，敌人得到的只是“不知道”三个字。狼心狗肺的敌人看到周小亮如此毫不动摇，他们不可能得到什么东西，于是恼羞成怒，兽性大发，把周小亮拉到鸡场，捆在树上，让两条凶恶的狼狗撕咬，继续哄逼周小亮开口。周小亮面对敌人的酷刑，他英勇顽强，大义凛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怒声痛骂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和毒刑拷打他的反动分子。万恶的敌人气焰更加嚣张，手段更加残忍，敌人把周小亮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狗。周小亮毫不呻吟，毫不妥协，敌人一边割，周小亮一边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就这样，敌人把周小亮身上的肉从头割到脚，周小亮在敌人的酷刑下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为革命的胜利，为人民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42岁。　　宁死不屈的周小亮惨死在敌人魔掌之中。一代豪杰，死于不幸，死得豪壮，死得光荣。　　周小亮虽然离开了我们，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周小亮宁死不屈，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忠厚正直，乐于助人，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和品质至今还在贵州马场乃至云贵交界地区的群众之中广泛地传颂着。　　解放后，经人民政府审定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以上内容由"好迷惑"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包惠，女，汉族，1963年8月生，云南宣威人，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参加工作，西南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博士，高级会计师。　　1980.09--1984.07，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铁道桥梁专业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4.07--1984.11，西南交通大学土木系辅导员、助教　　1984.11--1986.03，西南交通大学党委组织部干事　　1986.03--1987.09，西南交通大学团委副书记　　1987.09--1990.04，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校团委副书记兼团总支书记　　1990.04--1993.12，西南交通大学团委副书记(1993.05副处级）　　1993.12--1994.02，西南交通大学团委书记兼学生工作处(部）副处(部）长　　1994.02--1996.10，西南交通大学计划财务处副处长(其间：1994.02--1994.04，铁道部党校干部理论班学习；1996.01主持工作；1996年获中级会计师任职资格）　　1996.10--1998.12，西南交通大学计划财务处处长　　1998.12--2001.07，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副区长(其间：1999.09--1999.12，成都市赴美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1999.11评为高级会计师）　　2001.07--2005.07，四川省成都市环境保护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1.05--2001.11，挂职任上海市杨浦区区长助理）　　2005.07--2007.03，四川省成都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　　(1997.09--2006.06，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系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2007.03--2012.03，四川省成都市委常委、-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　　2012.03--2012.09，四川省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2012.09--2012.11，四川省达州市委副书记　　2012.11--2013.01，四川省达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2013.01--2016.02，四川省达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6.02--2016.03，四川省达州市委书记、市长　　2016.03--2018.01，四川省达州市委书记　　2018.01--，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达州市委书记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十一届省委委员，省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十届省政协委员　　[以上内容由"vk600"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展秀山（1882～1945），字庭峻，男，汉族，云南省宣威县人。出身农家。早年学木工，稍有积蓄后开木行。清宣统二年（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后，举家迁昆明，开设商号。　　民国初年，常到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办理业务，看到上海大世界的文化娱乐丰富多样，深受启发。民国19年（1930年）初，昆明商界筹建戏院，他被推任经理，向市政府租得金碧公园内的娱乐场地，在原云华茶园的基础上，仿照上海大世界的多种经营，改建影剧场及其他游乐设施，定名金碧游艺园，于年底正式开业。金碧游艺园是云南省城首次出现的一个大型综合性文化娱乐场所。开园初期，游人众多，盛极一时。但因继任者经营无方，游艺园每况愈下。　　1931年底，经股东会议，仍敦请展秀山再次出任经理，他着力业务，从上海请来京剧戏班和曲艺艺人，聘请黄玉麟、李鑫培、程派名旦曹艳秋、戚厚卿率领的牡丹姐妹班、梅派名旦吴继兰等南北驰名的京剧艺人来昆，先后上演《贵妃醉酒》、《麦城归天》、《董小宛》等名戏；使用布景机关新颖，采用五音联弹，陆续上演《西游记》、《飞龙记》、《汉光武》等机关布景的连台本戏。排演过取材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倭奴侵华记》、《不抵抗》和反映朝鲜爱国志士尹奉吉刺杀日本大将百川事实的《霹雷一声》等抗日题材的新编剧目。并开辟云南民间喜闻乐见的围鼓茶社。　　展秀山不仅开设和复兴游艺园，而且是创办云南省第一家有声电影院的先驱者之一。园内的光华电影场，系在天外天影戏场的旧址略加改建而成，设备陈旧，稍后改组为新光华电影场，仍放映默片。展秀山与郭健民、段勉之合股投资，更新放映设备，重修电影场，改名金碧游艺园大中华有声影戏院，于1933年10月10日起改映有声电影。首期放映谭富英、雪艳琴、吴继兰联合主演的“莫维通”片上发音的电影《四郎探母》，一时轰动昆明。后又放映张恨水小说《啼笑姻缘》改编的国产片和美国片《鬼医》、《活财神》等有声影片。在选片上能从电影的社会教育作用着眼，开创降低票价，优待学生的星期日午场；在电影宣传上，除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徕观众外，还开始应用幻灯字幕介绍影片内容，帮助观众看懂电影。仅开业半年，影戏院即迁出园外。　　1937年6月，金碧游艺园续租3年期满。市府奉命将园址拨出兴建昆华医院，园务结束。展秀山因游艺园长期亏损，被迫售卖了多处房产，抵偿债款。他本人则重操旧业，在太和街开设裕顺隆木材店。　　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以上内容由"指尖芭蕾"分享。]

　　东山公园位于城东5公里处的东山山腰，景区主要以东山寺、海会塔和革命烈士陵园组成，是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省级旅游风景区。　　东山寺又名松鹤寺，始建于明初，由祖师殿、灵官殿、大士阁、白斋洞、回廊、海会塔等主要建筑物构成，是佛、道教合一的建筑群落。原寺主要建造在悬崖峭壁上，后因多次大火，经多次修复之后，现原悬崖寺庙已仅残存部分，主要寺体已迁至山腰那块神奇出现的平地上了。寺内古木森森、庭院重重，又有清泉喷涌，于山腰峭壁之上有平地、清泉，实为一大奇观也。　　游东山寺，能使你吉祥快乐、万事如意，宣威人农历三月初三游东山已成习俗。　　游东山寺，最宜沿小路蜿蜒而上，虽然坎坷，却有无穷妙趣：那赫赫然如刀削似斧劈石壁，裸露着太阳炙烤后的红色，俨然一道天然屏障巍巍然倾斜欲倒却又丝毫不动，令人挥汗惊叹不止；茅草葳蕤处又见石壁千形百态，观之如虎啸有声如龙腾有云，如万人-如千佛合掌而立，如山水人家琼楼玉宇。更喜有老树斜生于岩畔，一股清泉飞泻而下，山风吹来，清泉扶摇而上成倒洒之状，水珠点点似金钱万斛，这就是前人以“峭壁凌空处，飞流看倒悬”的诗句称颂的奇观“倒洒金钱”。　　东山寺以树为衣，以水为镜，千年“梅王树”、森森古柏林浓荫蔽日；九龙池水清澈见底，添寺院许多灵气。游人流连于寺院，处处可见画栋雕梁于婆娑影影中翼然而出。祖师殿内，佛像栩栩如生，香烟袅袅，木鱼声声；回廊依山势而建，游人步行其间，才上又下，左回又折，似无穷尽......　　海会塔古朴雅典，庄严肃穆，为东山寺一大景观。宣威东山公园

宝山武装起义纪念碑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位于云南省宣威市宝山镇二中校园内。　　宝山革命历史悠久，抗战胜利后，宝山、格宜一带长期被上级党组织列为开展武装斗争的重点地区之一。1947年“六·六”分队成立后，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后省工委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情况，决定“六·六”分队暂时分散活动，将分队主要领导调往外地工作，留下部分党员继续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1948年2月底3月初，“六·六”分队留下坚持工作的柴灿国、腾显清等在宝山、格宜一带地区组织1500余人举行反蒋武装起义（称春节起义）。起义队伍曾攻打贵州水城发贵、应中、杨梅以及宣威田坝国民党乡公所，缴枪10余支，宣威常备队出兵进剿，队伍在转移途中2人被杀害，14人被抓。起义队伍后精简为180余人，转移到陆良龙海山加入朱家璧领导的“一支人民的军队”。　　宝山中学地处宝山、格宜的中心地带，是地下党工作的重点之一。1946年8月，省工委派刘宗邦、黄融到宝山中学建立党的工作据点，成立格宜、宝山一带地区党的特别领导小组，柴爱国为组长，刘宗邦、黄融为组员。9月，又派张白林、傅发焜、谢敏等人到宝山开展工作。1947年4月，宝山中学建立党支部，支部主要负责掩护接送来往干部，传递情报，担任交通联络工作。1948年8月，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三支队挺进宣威，准备策应宝山中学起义。8月27日，三支队夜袭宝山乡公所，在宝山中学党支部的配合下，攻克乡公所，活捉宣威东北四乡剿匪联合办事处主任刘灿，毙敌3人，俘敌30余人，缴枪30余支。宝山中学师生趁机起义，加入三支队，编为四大队。永焜支队成立时，这支队伍调编为永焜支队第一大队。　　1949年2月中旬，为迎接永焜支队北上，宝山中学党组织又组织师生及附近农民100余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组成宝山游击队。后永焜支队将起义队伍整编为宝山独立游击中队，游击中队活跃在宝山、格宜、普立一带农村，加强队伍的组织建设、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建立宝山乡乡村政权，组建和发展民兵组织，清算恶霸，清剿土匪，维护地方治安。8月，宝山独立游击中队与党组织教育改造后的县政府常备中队合编为宣威护乡团，为6连；10月底11月初，编为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31团6连。　　为纪念在宝山发生的几次武装起义，缅怀革命先烈，1996年8月建立宝山武装起义纪念碑。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周建屏将军故居为文化旅游景点。　　位于云南省宣威市倘塘镇倘塘村委会下街村23号，现由周建屏的侄孙周树南、周才明、周宏卫3家居住。　　周建屏，名宗尧，字兴唐，又名子炎。1892年8月26日出生在宣威县倘塘村，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他早年投入滇军，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倒袁护国起义和北伐战争。1927年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9年被派到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根据地工作，先后任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团长、独立团改编江西红军独立第1师师长，独立师整顿扩编红10军军长；1933年3月，在闽浙赣省的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5月，在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革命委员会执行委员；10月，任红19师师长、红军独立24师师长并率军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2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时，红军北上抗日，周将军率独立24师留在赣粤边境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5年任赣粤边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36年到达延安后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二科科长、陕北武装部部长；1937年红军主力改编后任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12月率部参加晋察冀根据地粉碎日军“八路围攻”的战斗，使晋察冀边区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1938年6月13日因脊髓炎不治，不幸病逝。　　2002年10月22日，周建屏将军故居被命名为曲靖市首批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周建屏 (1892～1938)　　周建屏（1892－1938） 江西金溪人，1922年参加辛亥革命。1924年加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营长。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成立，任军长。后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继任军长。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 详细++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周建屏 (1892～1938)　　周建屏（1892－1938） 江西金溪人，1922年参加辛亥革命。1924年加入黄埔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营长。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成立，任军长。后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继任军长。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8月任八路军一一五…… 详细++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田坝红军烈士墓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位于云南省宣威市田坝煤矿花果山上。　　1936年3月23日，红二、六军团在宣威城北虎头山与前堵后追的国民党军队激战数日，重创敌人后，于3月25日转移到田坝一带。在田坝休整两天，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还通过写标语、贴布告、演讲、文艺演出等形式广泛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革命道理。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位在虎头山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连队干部因医治无效牺牲于田坝弯子村，红军大部队离开田坝转移后，留在龙德村的两名红军伤员被尾追红军的滇军杀害。4名红军烈士牺牲后，当地群众将烈士的遗体就地掩埋。解放后，当地政府为烈士立了碑。田坝煤矿兴建后，煤矿党委为了用红军精神教育职工，教育后代，把红军烈士墓地纳入矿区建设的总体规划进行建设。1979年上半年施工建造，当年国庆竣工。红军烈士墓屹立在矿区中心的花果山公园中。墓碑高5.5米，为黄色瓷砖镶大理石而成，碑体正面刻有“红军烈士碑”，背面刻有“红军烈士永垂不朽”两行金色大字。基座外方内空，四面镶嵌着刻写叙文的大理石，基座内用骨灰盒安放着四烈士的遗骸，墓地后方山顶上还建有一座红军纪念亭，前往瞻仰凭吊的群众络绎不绝。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宣威革命烈士陵园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位于云南省宣威市风景秀丽的东山公园南侧。　　宣威是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开展武装斗争和解放较早的县之一。有悠久的革命历史，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不少优秀儿女到外地寻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并把革命真理带回家乡，播下革命火种。30年代，在红军长征两次过宣威的革命影响下，300多名有志青年参加红军长征，宣威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不少地下党员身先士卒，带领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宣威境内曾经发生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农民-。40年代初期，宣威地下党组织有了较大发展，以-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活动此起彼伏。40年代中后期，宣威成为滇东北地区反蒋武装斗争的基地，云南第一支反蒋武装“六六分队”就在宣威诞生。宣威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在长达20多年的地下革命斗争中，宣威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为解放宣威、解放云南、解放全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了让先烈们的事迹永垂青史，激励后人，宣威县委、县政府决定兴建宣威革命烈士陵园。工程于1987年5月1日奠基，10月1日竣工，10月11日举行落成典礼,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10月22日，被曲靖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曲靖市首批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虎头山烈士陵园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宣威虎头山红军烈士陵园位于宣威市城北11公里的来宾镇大坡村，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周围分布有来宾煤矿，来宾镇党委、政府机关，继红、长征、虎头等十余所中小学校，326国道从陵园门前经过。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3月22日，红二、六军团挺进宣威来宾铺一带，次日晨与前堵后追的敌军激战，共毙俘敌军近千人，缴获0400余支，粉碎了国民党妄图围歼红二、六军团于乌蒙山区的阴谋。战斗中，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团长钟子廷、十一团政委黄文榜，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政委段兴寿，十六师组织科长唐辉等300余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为缅怀革命先烈，启迪后人，中共宣威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在虎头山红军战斗遗址兴建红军烈士陵园。陵园于1977年开工建设，1979年竣工。30余年来，陵园先后进行过多次维修、扩建和绿化。陵园内有烈士墓、红军战斗纪念塔、屏风、陈列馆、观景台等主体建筑。2009年3月国务院批准宣威虎头山烈士陵园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

可渡关驿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可渡河古驿道位于城北69公里云、贵交界的可渡河畔，一条北连贵州，南入云南，开于秦、汉，洪武十五年重修的古驿道至今保存完好。驿道坎坎坷坷、曲曲弯弯，记录着古代商旅活动的频繁和艰辛，游人攀行在这里，似可闻有马蹄之声轻敲耳鼓。　　驿道沿线自然景观及古碑、崖刻等人文古迹如明珠璀灿。诸葛亮征南时屯兵的“诸葛营”，明代南征时的“古战场”及“古炮台”、“烽火台”，虽几经沧桑，却可想见当年纷飞的战火、弥漫的硝烟；可渡河北岸约二百米高的峭壁上，灌木葱绿处裸露着一片白色砂岩，远而观之，酷似“翠屏积雪”，可渡河北岸有一“Ｖ”形山口，这里有小溪潺潺，小溪两旁的山坡上桃树成林，春暖花开之际，桃花随风飘落溪中，形成“桃花泛锦”之奇观；可渡河南岸新建的“桃花溪度假山庄”古朴雅静，与“桃花泛锦”隔河相应。　　"飞来古树”、“枯竹盘根”令人惊叹；翠屏崖150米之高处，“山高水长、水流云在”八个阴刻大字，每字高三米有余，赫然醒目；翠屏崖脚，一块巨石斜依，上刻“飞虹伫鹤”四字，字为隶书，飘逸中透出苍劲；位于可渡村南的“可渡关”，关门宽约四米，地处古驿道的险隘处，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六·六”起义纪念碑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位于云南省宣威市格宜镇一中校内。　　1947年6月6日，由中共云南省工委直接领导的云南第一支反蒋武装力量——“六·六”分队在宣威格宜法马坡年多乐山正式成立，时有领导骨干13人，蒋永尊任-表，负责全面工作，谢敏负责军事指挥，柴爱国负责群众动动即农村工作，陆达邦为直属警卫队队长。分队成立后，建立了特别支部，成立了7个党小组，有党员63人。“六·六”分队的成立，揭开了云南反蒋武装斗争的序幕，对云南武装斗争的开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分队在格宜、宝山以及云贵边界地区活动了近5个月的时间，大力宣传发动群众，进行军事训练和-工作，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动了多次武装-，积累了许多在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开展群众运动的宝贵经验，为后来滇东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缅怀先烈，启迪后人，1995年8月建立纪念碑。2006年6月13日被命名为曲靖市第二批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中共滇东北地方委员会 边纵第六支队西泽根据地纪念塔 位于云南省宣威市西泽乡政府驻地以北2000米。　　1948年12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成立中共滇东北地委，并同时组建地委直属部队——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统一领导滇东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宣威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而西泽由于地理位置、群众基础好等原因被作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点地区。1949年3月，地委机关、支队司令部、军政干校进驻西泽，在西泽立足办公，随后组建了后方医院、印刷所、修械所。中共滇东北地委和第六支队在西泽开展清算、反霸斗争，进行减租、减息、防奸防特等工作，并组织民兵、游击队参加支前、阻击敌人，做了大量工作，西泽人民在反蒋战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纪念英烈、教育后代，2007年12月建此纪念塔。2008年2月被命名为曲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边纵第六支队整编纪念碑亭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位于云南省宣威市落水镇一中校内。　　1949年8月1日，中共滇东北地委和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在宣威落水洞大云山召开万人大会，正式宣布以永焜支队为基础，将永焜支队、宣威支队、沾益支队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六支队，下辖三个主力团。这次整编使滇东北多支人民武装得到合并，力量更加壮大，为滇东北地区的解放做出极大贡献。为发扬革命精神，教育后人， 1986年11月，落水镇人民政府特立此纪念碑亭。后又陆续建立纪念展室等设施，进一步丰富纪念内容。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信息来源：曲靖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宛水公园位于宣威城东南角，占地45亩，其中水面25亩。园中小桥如带，池水碧碧，假山嶙峋，翠竹青青，更有红柱绿瓦的“思圆亭”、“观鱼亭”飞檐拱斗，傍水而立。春夏之季，园中百花开放，令人心旷神怡；冬日，园中景物银妆素裹，极有情趣。　

　　耍水龙潭位于宣威市境西部大麦地村西侧山麓下，竹柳掩映，色泽青绿，静不扬波。每年夏秋两季常现奇观，似龙耍水，故名耍水龙潭。 　　

　　来宾龙洞位于城北三十余公里，洞深760米，洞外青山绿水，洞内泉水叮咚，钟乳石洁白透明，形同蚌仙撑伞，貌似金蟾戏水，莫不维妙维肖，栩栩如生。有一长约十五米的石幔，似一帘飞瀑从天而降，有“疑是银河落九天”之壮观；而“仙树瑶台”胜似蓬莱仙境，凝神屏息，好像有仙乐声声从远处飘来。漫步洞中，景随步移，一步一景，美不胜收。 　　

　　大响水位于城西5公里，因两座山峦间有一清泉倒挂而下其响声如雷而得名。水落处有一石潭大约五六米，水经石潭小驻而悄悄溢出，轻轻向下流去，两岸青山，对峙如屏，山上林深草密，山花如火，兼有鸟鸣蝉唱，林涛声声，是人们踏青避暑的好去处。而山下的“大响水山庄”、“启苑山庄”，可歌可舞，为这一自然景观凭添许多情趣。 　　

浦在廷先生故居为文化旅游景点。　　浦在廷先生故居是地方民族工业家浦在廷先生故居，座落在榕城镇城西下街27号。浦在廷先生曾为宣威地方民族工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为了缅怀浦在廷先生，激励今人，教育后人，市人民政府1993年对其故居进行维修，1994年6月6日竣工开放，维修后的故居，红柱黄窗，色彩鲜艳，窗棂精雕细缕，古朴曲雅，是一楼一底的回廊式庭院。庭院中心立有浦在廷先生铜像，北面房沿下悬挂着孙中山先生手书“戳力同心”的匾牌。陈列室里，除有浦在廷先生的生平介绍外，还陈列着孙中山先生等人的题辞及邓小平与夫人卓琳(浦在廷的三女儿)在不同时期的珍贵照片，对研究早期革命斗争及地方民族工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 　　 　　浦在廷 (1871～1950)　　浦在廷（1871—1950），宣威榕城镇人，学名浦钟杰。浦在廷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父亲。电视剧《商贾将军》原型。浦在廷不仅是云南宣威火腿罐头的创始人，更是一个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积极拥护、支持、参加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热血志士。 浦在廷（1871—1950），宣威榕城镇人，学名浦钟杰。浦在廷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父亲。电视剧《商贾将军》原型。浦在廷不仅是云南宣…… 详细++　　卓琳 (1916～2009)　　卓琳（1916.4.6—2009.7.29），原名浦琼英，邓小平的夫人，曾任军委办公厅顾问。 1916年4月6日出生于云南宣威市榕城镇普家山村。 1938年因工作需要化名卓琳。1939年8月，经人介绍，当月就和邓小平结婚，成为了邓小平的第三任妻子，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因此两人都属龙。1973年任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1978年1月任-办公厅顾问直至离…… 详细++　　浦在廷 (1871～1950)　　浦在廷（1871—1950），宣威榕城镇人，学名浦钟杰。浦在廷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父亲。电视剧《商贾将军》原型。浦在廷不仅是云南宣威火腿罐头的创始人，更是一个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积极拥护、支持、参加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热血志士。 浦在廷（1871—1950），宣威榕城镇人，学名浦钟杰。浦在廷是邓小平夫人卓琳的父亲。电视剧《商贾将军》原型。浦在廷不仅是云南宣…… 详细++　　卓琳 (1916～2009)　　卓琳（1916.4.6—2009.7.29），原名浦琼英，邓小平的夫人，曾任军委办公厅顾问。 1916年4月6日出生于云南宣威市榕城镇普家山村。 1938年因工作需要化名卓琳。1939年8月，经人介绍，当月就和邓小平结婚，成为了邓小平的第三任妻子，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因此两人都属龙。1973年任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1978年1月任-办公厅顾问直至离…… 详细++　　卓琳 (1916～2009)　　卓琳（1916.4.6—2009.7.29），原名浦琼英，邓小平的夫人，曾任军委办公厅顾问。 1916年4月6日出生于云南宣威市榕城镇普家山村。 1938年因工作需要化名卓琳。1939年8月，经人介绍，当月就和邓小平结婚，成为了邓小平的第三任妻子，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因此两人都属龙。1973年任国务院办公厅机要秘书，1978年1月任-办公厅顾问直至离…… 详细++

尖角洞新石器时代遗址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尖角洞是３０００年前新石器时代原始人遗址，位于集镇南５００米处的小红山腰部，系石灰岩溶洞。１９８３年７月，文物普查组在洞内发现一批石器和陶片，并采集石器３件，石锛６件，穿洞石刀１件，打制石器１件，均为磨光石器。经省市三级考古鉴定，确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洞中文化大体分为两层，上层为近现代堆积层，在大量的石灰岩角砾碎块和石灰华碎块中混入大量陶片和石器；下层多为器物碎片，炭屑和动物骨骸，黑褐色砂质土中杂入少量石灰岩角砾碎块和石灰华碎块，洞内分为生活区和住宿区，是云南发育完备、保存得较好的文化遗址之一。从出土石器、陶片的形式可看出，尖角洞遗址具有滇池和昭通两种文化的特征，属于滇池区域向滇东北过渡的一种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暂无图片，欢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