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宋东甫，山东峄县旺庄村(今属台儿庄区涧头集镇)人，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农历八月二十六日生，初名文范，后名文明，字东甫，祖居旺庄村，世代业农。其曾祖父宋广远，生性淳朴，谨言慎行，好善恶恶，是非分明，慷慨好义，常有舍己助人之举，深受乡人尊崇。其祖父宋凤桐，富有家风，尤其重视子女的教育，所以其父宋玉美得以饱读诗书，为乡儒之翅楚。宋玉美，字蕴香，耕读治家，持正不阿，为乡里之重望，对子女的教育不遗余力，为筹措学费，虽典卖田地，亦在所不惜。宋东甫的母亲赵氏，为西河泉村人，淑娴温和，相夫教子。所以宋东甫得受完美的教育，其来有自。　　宋东甫9岁入私塾就读，启蒙老师为张鲁出(字希曾)，后为李庆云。李庆云，江苏铜山县人，峄、铜相邻，且李为宋玉美同窗好友。李庆云教学认真，对宋东甫的课业督导尤严，所以宋东甫的国学基础甚为深厚，虽至晚年，幼读之经书尤能背诵如流。　　宋东甫17岁转至竹古山唐家学塾就读，旋入天主堂小学，后考入峄县县立高等学堂，1913年毕业，翌年入县立单级师范讲习所，当年夏赴济南投考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当时，本县公学毕业同学，同去投考者甚众，而被录取者仅宋东甫1人。1919年，宋东甫省立一师毕业，先后在省立一师附小、滕县鲁家寨私立小学和济南市私立育英中学任职，1922年春回峄县任母校县立高等小学校长，直到1925年春辞职。　　1927年，宋东甫弃职奔走革命，先到济南活动，后又到枣庄北山里组织别动队。这时，革命军北伐到峄县，与别动队取得联系，革命军自八义集由南而北，别动队自山里由北而南，夹击军阀张宗昌部。张军大败，撤退济南。惜宁汉0，革命军南撤，鲁南失据，别动队退回山里潜迹暂避，宋东甫乃返回家乡隐形待机。　　1928年春，宋东甫偕殷晦轩同赴徐州，寻机投效革命。适逢革命军北伐抵徐，经孙怡仁联系，乃入第4军11师政治训练处，任宣传科员兼宣传队长，乃随部进军鲁南，转战兖(州〉、滕(县〉、汶(上)一带，身撄锋镝，经历艰险。当该部迫近济南时，适逢“五三”惨案发生，遂绕道北伐，过德县，直指北平，乃完成革命北伐任务。　　北伐成功，部队整编，政训处裁撤，宋东甫遂往南京考入军校6期政治科。翌年发生中原大战，冯玉祥、闫锡山失败。蒋介石为安抚地方，收买民心，从中央军校政治科遴选20余名学员，由教育部高湛冰领队，前往河南宣传，宋东甫获选同往。返校时，军校研究班已毕业分配完毕，此20余人免试准予毕业，宋东甫等5人奉命往上海特别市党部任职。宋东甫因可遂从事教育之夙愿，且济师为母校一师之后身，得返母校服务，更觉欣慰，乃于1931年2月辞职离沪，到济师就任党义教师兼训育员，旋任训育主任。　　是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北，全国掀起抗日-运动，学生纷纷要求到南京-，呼吁起兵抗日。率领学生到南京-，责任重大，各校多为校长亲自领队，时宋东甫代理训育主任，蔡校长遂请其为济师领队。宋东甫肩负重任，领队晋京，幸以宋东甫之德望，处事之得宜，到京-活动未生枝节，平安返校。　　1932年暑假，一师蔡校长自请辞职，宋东甫亦请离职，就职于兖州乡村师范;越一年，复往济南私立育英中学任教;到1936年2月，又回母校济南一师任训育主任;是年秋去职，就任山东寿张乡村师范学校训育主任。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攻下天津，轰炸济南，进侵山东，寿张乡村师范亦遭到日机轰炸。偌大的一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于是，寿张师范暂时南迁到运河南岸的梁山，不久教育部又命令山东中等以上学校南迁，寿张乡村师范学生由宋东甫率领先行，校中辎重随后。为行动方便，宋东甫乃将夫人送往娘家，携长子治安随校至许昌。时山东-学生集中许昌者，约六七千人之多，许多学生激于义愤和爱国之心，纷纷投考军校。翌年初，学校又奉命西迁，先至老河口小住20余日。宋夫人李氏率女治蕙自故乡赶到，家人得以团聚。后，高初中迁至湖北省郧阳县设校，逆汉水而上，滩险水急，遂发生沉船事件，20余名学生罹难;宋东甫所属师范学生前往均县设校，幸而无恙。约半年，武汉告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学校乃奉命入川，于是决定学生步行入川，沿途设站，分批前往川北集合设校。校中仪器物品及教职员眷属、生病学生等，必须以车船运输。无奈抗战时期交通不便，运输工具更加简陋。入川必先溯汉江，再入栈道，二者俱属天险之途，且鉴于年初沉船事件，对领队押运任务，莫不退避。宋东甫乃毅然承担运送重责，雇船队溯汉江而上。汉江乃穿山越岭、乱石惊涛、水急滩险之恶水，真是步步惊心，风波迭起。幸赖宋东甫筹划领导，妥善处理，千里水程竟顺利渡过。至南郑，乃舍船就陆，改雇马车运输，首先要越过栈道。栈道天险，李白曾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句，其危崖断涧，惊心动魄之处可以想见。宋东甫肩负责任，步步小心，领导车队，照顾眷属，安然越过天险。途经栈道时，爱女治蕙所坐马车颠覆崖下，车毁马亡。幸亏治蕙因不忍拉车之马上山困累，先行下车步行，方逃过此劫。度过栈道，又经剑阁天险，乃抵川北梓潼设校之地。数千里运输，费时半载，终于0完成西迁任务。　　梓潼属川北山野之地，学校在川北梓潼正式设校，即国立梓潼师范学校。宋东甫仍任训育主任。为了便于有工作的青年接受教育，乃设立夜间部。为加强社会教育，宋东甫复于校中筹组话剧团。当时物资匮乏，宋东甫极力筹措，剧团得以发展，并经常利用假日演出，激发爱国热情，对社会、国家贡献颇大。　　抗战胜利后，宋东甫应家乡父老乡亲的恳切相邀，乃返回峄县筹设县中学。他常说：“培养家乡的青年是我的责任。”抗战胜利不久，国家元气大伤，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宋东甫不顾一切艰难，于1947年草创峄县中学，校址设在鲍家故宅(俗称鲍家大院)。鲍家为峄县巨富，时已避难他迁。在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全赖宋东甫一一克服，举凡校具、仪器、教师聘请、校务筹划，莫不躬亲事务。后因局势危急，学校乃迁往运河南程家庄。学生宋照涛有诗单说程家庄办学：“运河南，程家庄，承先启后兴学堂。东甫校长有理想，为教育，兴安邦，峄城子弟集一堂，为避战乱带领学生走他乡。小板凳，背肩上，树荫底下当课堂。师生们，情意长，衣食住行样样照顾都周详。”　　1948年全国解放前夕，宋东甫奉命复率峄县中学南迁，辗转数月，与山东其他联中8校去台湾。到澎湖后，年龄稍大的学生俱集体参军，所余幼小男生和女生设澎湖防卫部子弟学校，后迁彰化，设员林实验中学(现改为崇实高中)。学校在澎湖时，宋东甫即忍痛离开多年从事的教育工作。1955年，应省立台东女子中学之聘，重归教育工作岗位。1964年退休，以写作自娱，曾有回忆录4册。1974年1月病逝于台北，享年八十有四。　　[以上内容由"klw"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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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鸿仪，台儿庄镇顺河街人，回族。祖父张文学，清时在台儿庄一带行医，药号泰山堂。祖父去世后，父亲张守仁因家境贫寒，于1908年由朋友介绍，到郯城县马头镇邮寄代办所当邮工。1912年，张鸿仪出生于马头镇，7岁时在该镇皇甫小学读书。张守仁为人正直爱国，借工作之便，阅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并把一些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讲给孩子们听。幼小的张鸿仪及其哥哥、姐姐均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张鸿仪8岁那年，邮政代办所取消，建立邮政局，父亲就此失业，全家人衣食无着，上学不到一年的张鸿仪，只好随全家返回原籍台儿庄，在其二叔张守义的私塾学馆里继续学习。由于父亲找不到工作，1919年底，张鸿仪又随全家投奔枣庄外祖父金家安身。因外祖父家设有私塾馆，张鸿仪的学业才未中断。　　在旧社会封建势力统治下，贫苦人生活出路是不好寻找的，想谋个职业比登天还难。父亲在枣庄依然找不到工作，忧心如焚，贫病交加，不久去世。外祖父母亦相继病故，哥哥又年幼无职业，一家6口人的生活更加困苦，全靠舅舅周济点粮食勉强糊口，张鸿仪被迫辍学。　　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张鸿仪仍求学心切，劳动之余，他经常到南马道一所教会小学堂教室窗外听课。他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感动了该校心地善良的张老师，张老师就让他在自己任教的班上学习，并负担他的学习费用。1931年夏季，张转入枣庄中兴公司创办的高级小学。两年后，张鸿仪考取该公司创办的职业中学，在工科班学习。张鸿仪没有辜负家庭对他的培养和期望，从入学那一天起，就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各科学习成绩在全班中都名列前茅。每当期终考试结束，他把成绩单拿回家时，便给那苦难的家庭带来了无限欢乐。　　张鸿仪在枣庄职业中学工科班，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待人和气，办事稳重老练，大家都很尊重他。　　1935年12月，北京爆发了“一二九”学生-。张鸿仪怀着一腔热血和同学们一起，投入到枣庄的学生-中去，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由于他在学生中有威信，很快成为青年学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时，他在这些活动中逐步同枣庄的地下党组织发生了联系。凡是组织安排他的任务，他总是尽心竭力地去完成，经常受到党组织的赞扬和鼓励。另外，他在党组织的启发引导下，阅读了《铁流》、《母亲》、《光明》和《世界知识》等进步书刊，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任务，并决心为革命奋斗到底。在党组织的关怀培养下，迅速地成长起来。1936年8月，经中共枣庄中心支部书记李微冬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枣庄职业中学第一名党员。　　张鸿仪在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由于斗争的需要，他不懈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作了大量深入的社会调查，更加认识到革命的伟大意义，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才明白了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从入党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他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兴职业中学发起了全校性的大辩论，题目是《目前应不应该对日作战》。职业中学的师生在抗日问题上分为两派，一部分进步的师生赞成我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而另一部分则吹捧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迷信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张鸿仪和另外两名党员决心利用这次辩论会，说服那些受蒙蔽的师生，在全校掀起一个声援抗日、拥护我党主张、反对0投降的新高潮。张鸿仪善于演说，感情丰富，声音洪亮，说理性强，很能打动人心。在辩论会上，他和另外两名党员大讲我党抗日主张，用许多铁一般的事实说服大家。辩论的结果，主张“立即发动抗日论”者大获全胜。许多受迷惑的师生逐渐觉悟，纷纷表示赞成我党的抗日主张。　　“七七”事变后，中共枣庄中心县委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指示，决定由李微冬同志出面，以地方教育界名流的身份，联络组织了“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以中兴职业中学的进步学生为骨干，组成抗日宣传队，由张鸿仪任宣传队队长，利用假期，先在各小学、集市、附近农村进行宣传活动。随后，张鸿仪又和几位同学利用学校的铅字印刷机编印出版《抗敌报》，广为散发，每个铜板一张，将收入的钱全部交给抗敌后援会，用以支援前线的抗敌斗争。通过宣传活动，团结了不少工人、农民和学生。宣传队所到之处，倍受欢迎。群众主动询问，供应茶水，关系甚为融洽。1938年初，抗日宣传队参加到了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更为活跃地进行抗日宣传和为战争后勤服务。　　1938年，日军大举南侵，这年3月，枣庄地区被日军占领。5月，张鸿仪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担任第三大队副教导员，带领宣传队和90多名进步学生，奔赴抱犊崮山区，继续进行宣传活动。是年10月，抗日义勇总队第一大队被正式改编为八路军115师苏鲁支队，他任第三营教导员。　　11月3日，三营在张鸿仪和刘景镇的率领下，奔袭了枣庄附近的一个日伪据点，活捉日军5人、伪军8人，并缴获11支长枪和部分弹药。　　11月下旬，日军300多人配合伪军刘克锡、崔六两股武装，乘我四县边联办事处驻地车辋村空虚之际，突然发兵占领，并安上了据点，使我部活动发生了困难，群众纷纷要求我军尽快拔除这个据点。我部决定对其进行围困，出敌不意，很快控制了车辋村周围的制高点，不断对敌人打击袭扰，迫使敌龟缩在据点40余天。敌据点周围被困期间，临沂、枣庄之间的伪军多次前来增援解困，均被我部痛击回去。同时我部也有少数营、连干部主张急攻。张鸿仪耐心劝阻阐明，就我目前的力量宜守不宜攻。车辋村之敌见增援无望，仓皇撤出。敌逃窜时，我部英勇追击，毙敌、伤敌数人，缴获战利品一大宗。这次围攻的胜利，鼓舞了指战员们的士气，提高了我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12月初，日军侵占峄县城后，驻扎一个中队，武器装备精良，配有钢枪和骑兵队。张鸿仪和刘景镇率警卫员化装来到峄县城郊，与我军派往敌伪内部的孙继德接上头，详细了解了敌伪军的部署情况。张鸿仪绘制了日伪军的兵力部署图，研究了行动方案。4日黄昏，孙继德以查岗为名，乘敌不备，将带班的日本兵打死，打开了城门。张鸿仪、刘景镇率部闯入城内，按原部署奔向各自袭击的目标。日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因不知我军底细，龟缩在屋里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盲目地乱打一阵枪。战斗至拂晓，打死日军10余名，毙、俘伪军100余名，并争取了伪军一个中队反正，缴获步枪50余支，部队安全撤回。　　1940年下半年，日军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推行蚕食和“三光”政策，另一方面在敌占区疯狂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我根据地开始缩小。再加上这年秋旱，粮食严重减产，因此鲁南地区抗日的困难时期开始了。群众、部队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已经到了冰雪封地的深冬季节，军队大部分没有棉衣，吃的是糠菜、柿子皮、地瓜秧等。如果搞点豆饼、花生饼算是上等粮，既可当菜，又可当饭。张鸿仪和战士们一样，吃的是地瓜秧拌黑豆、高粱磨成糊蒸成的菜团子。他两手捧着，吃得又香又甜。用地瓜、地瓜面、地瓜叶做成的“三地饭”，一般人连吃几天就吐酸水，张鸿仪却说“我最愿意吃这饭”，而把少部分的花生饼留给战士们吃。最难吃的是花生壳碾碎蒸的窝窝头，嚼起来咬不碎，咽起来拉嗓子，大便拉不下来。张鸿仪边吃边风趣地说:“吃这些东西要粗嚼猛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他经常和战士们一起睡庄稼地里，铺草地盖蓝天。有一次行军，一个战士实在走不动了，张鸿仪就背着他，一直到达目的地。他从不以-自居，坚持和战士们平等相处。另外，他能写会画，精通好几种乐器，演戏可以扮演几种角色，而且能自编自演。他利用这些特长，在部队生活异常艰苦、大家情绪低沉时，为大家演奏音乐，表演滑稽节目，教唱歌曲，振奋士气，活跃气氛，给战士们带来欢乐。张鸿仪还以身作则，处处遵守群众纪律，维护群众利益。有一次部队在马关庄宿营，他洗脚时，不慎把房东老大爷的瓦盆损坏。当时他没有钱，部队又要立即转移，他便把自己穿的衣服脱下来做抵偿，老大爷说什么也不肯收。他感到过意不去，就把自己抽的烟送给了老大爷。两个月后，队伍又路过这里，他买了瓦盆送还给老大爷。老大爷一家感动地说：“开天辟地以来，没听说过像八路军这样好的队伍。”　　1942年3月，张鸿仪被任命为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当时在敌占区，形势依然很严峻，敌伪据点星罗棋布，-工事纵横交错，我游击部队活动极为不便。在这种形势下，张鸿仪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决议，积极开展宣传工作，瓦解敌伪军。他亲自带领“反战同盟”人员，晚上背着电话单机，把它接到日军电话线上，点名找日伪军官通话，向其进行反战宣传，搞得日伪军惶惶不安。而对汉奸中的顽固分子，则予以坚决镇压。微山湖畔的西苑村，有个汉奸叫张固分，猖狂-。张鸿仪曾多次向其发出警告，他却屡教不改。为打击其嚣张气焰，张鸿仪遂布置我武装人员拔掉了这个钉子。为争取伪军政人员为我服务，张鸿仪还说服教育了许多伪军政人员和我建立了关系，使我游击部队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往来自如，打开了游击战争的局面。　　1943年底，上级为了进一步加强敌占区的抗日工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决定派张鸿仪任铁道队政委。　　在张鸿仪刚到铁道大队任职的12月份，就接受护送陈毅同志过路的任务。为了确保军长的安全，张鸿仪除做了周密的安排外，还带了一个短枪班在前面开路，对所有经过的据点，都做了交代，并深入据点，观察有没有情况变化。他还根据陈毅同志的意见，在沙沟安排了一次对伪军的训话。陈毅同志亲自对据点的伪军训了话，伪军听后深受教育。　　1944年，鲁南抗战形势有所好转，铁道大队的声威更加大振。不少日伪军据点被端了窝。同年秋，铁道大队配合县大队，一举攻克津浦路上防守严密的塘湖车站，经过20分钟的激烈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小队共2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余支。不久，铁道大队又配合滕县县大队拔掉了南随伪军据点。另外打汉奸冯子固，战斗勇猛，声威大振;打沛县文庙，干净利索，取得大捷;茶棚战斗、塘湖战斗、岱王庙战斗，都取得了较大胜利。张鸿仪精心培育的思想政治之花，结出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之果。　　铁道大队在张鸿仪等人的领导下，在津浦干线和临枣支线上神出鬼没，把敌人闹得惶惶不安。日军为确保交通运输，对铁路加强了控制，并不断地外出“清剿扫荡”。为避敌锋芒，保存实力，铁道大队奉上级指示，转入微山湖一带活动，在那里开辟根据地，并不时到铁路沿线骚扰敌人。　　在辗转微山湖一带的游击生活中，张鸿仪看到在日伪统治下，群众大都逃荒走了，肥沃的土地荒芜了，富饶的湖产无人管，群众生活苦不堪言，还要省吃俭用支援自己的队伍。于是他和队干部共同研究，决定利用作战、训练的间隙，在微山湖畔种田500亩。张鸿仪和大家一起拉犁翻田，撒种锄地，把荒芜的湖田变成了米粮仓，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　　1945年夏初，张鸿仪政委、刘金山大队长奉命率部进山作短期整训后重新出山。临走时，军区领导除作了一些重要交代外，又一次关心地提及张鸿仪的个人问题。张鸿仪依然是那句老话“国难当头，个人问题暂不谈!”他率部队出发，先到达滕县东南的羊庄，后又开到北楼、大官庄一带宿营。第二天拂晓，忽然传来零星枪声，张鸿仪立即叫起同志们。刹时，枪声大作，区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向他们这儿跑来。张鸿仪判定是敌人包围了区政府，遂一面命令一连前往河西阻击，一面和刘大队长组织部队突围。不料，敌人一遇我军阻击，竟疯狂发起进攻。张鸿仪和刘金山立即指挥全体人员顶住了数倍于我之敌，掩护区政府冲出尚未合拢的包围。　　当铁道大队撤到青山头时，发现四周都有敌人运动。原来，日伪军数千人从临城、官桥、枣庄等据点同时出动，分兵合击，企图围歼我区政府和抗日武装。张鸿仪要刘大队长带领部队突围，他带少数人员留下掩护。大队长考虑到他的安全，没有同意。这时，敌人从南边发起攻击。他俩分析，如果立即突围，我腹背受敌，会加大伤亡;不如先打退南边来犯之敌，然后突围。于是，他们集中兵力，一阵猛烈的还击，打退了南边攻上来的敌人。张鸿仪和刘大队长分析，东北羊庄一带有敌人的据点，敌人认为我游击队势单力薄，一定不敢向据点方向突围。因此决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从东北方向突围。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他们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部队疾速前进。突然，从背后村庄里又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张鸿仪判定，后面还有我们的同志没有突围出来，就叫刘大队长带队先走，自己带领警卫员和一名队员返回，接应后面的同志。　　三人爬上了一座大山。张鸿仪站在高处，向枪声激烈的村庄望去。敌人发现了他，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穿进了他的右胸，他倒在了地上。警卫员立即扑上去，背起他来，向部队突围的方向追赶。他们刚走进一个果园，敌人就吆喝着追上来了。警卫员用树枝把政委、队员和自已隐蔽起来，躲过了敌人。张鸿仪逐渐苏醒过来，知道情况危急，就将自己的枪交给警卫员，劝他俩不要再顾他一人，快去追赶部队。他俩坚不从命，决心用生命保护自己的政委。　　敌人走远了，警卫员背着张鸿仪终于赶上了部队。干部、战士看到政委受了重伤，都非常难过。张鸿仪躺在门板上，紧紧握着刘大队长的手，关心地寻问部队的伤亡情况，叮嘱大队长把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安葬好，并抓好训练，整顿好部队。　　张鸿仪被送进了设在费县荆山寺的鲁南军区第一医院。军区党委闻讯，专门给医院政委拍来电报，要求医院全力抢救。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听到消息后，派人从敌占区搞来了几支葡萄糖送到医院，并指示，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抢救张鸿仪。　　张鸿仪身在医院，心里却时刻惦念着部队。他请人代笔写信，勉励同志们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冲锋陷阵，多打胜仗，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军区的医务人员，对张鸿仪竭尽全力进行抢救。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差，加上他伤势过重，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在黎明的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刻，铁道大队的好政委张鸿仪牺牲了，时年33岁。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鲁南根据地2000名军民在滕县为张鸿仪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人们在烈士遗像前庄严宣誓：一定要继承烈士的未竟事业，将革命进行到底。　　张鸿仪烈士的遗体现被安葬在临沂市费县烈士陵园。　　(孔宪志、李继福)　　[以上内容由"朦朦"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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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武，1923年10月生于山东峄县夹坊村(今属台儿庄区泥沟镇〉。抗战期间，他自四川绵阳国立六中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后改为历史系);1948年毕业并留校任教，曾任该系讲师、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等职;1975年调北京文物出版社，任副总;1981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任教授;1993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是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　　1944年，胡绳武所在的绵阳六中高中毕业班的同学都有一个“大学梦”。因为考入大学可以享受公费“贷金”待遇，避免找不到工作。当时最有条件的(成绩好又能筹出旅费)，是去昆明考西南联大;其次是去成都考川大，或者到重庆考中大;最没有条件的是步行去离绵阳120里路的三台考东北大学。胡绳武当时属于最没有条件的学生之列。当去向难定之际，学校联系到一批去重庆的运粮船，毕业班的同学要去重庆考学的可免费乘船前往。这时，在复旦的六中校友来信介绍复旦的情况，说复旦大学已于1942年改成国立大学，地处嘉陵江边的夏坝，环境优美，欢迎六中毕业的校友来考复旦。根据这一情况，胡绳武想到有一位同乡在重庆菜园坝一税务局工作，他到重庆后临时可借住同乡那里，于是就决定了考复旦大学史地系。报考史地系完全出自他自己的兴趣。　　在夏坝时期，胡绳武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学习生活。时常去茶馆看书、讨论问题、写文章。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抗战的后期，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在学校中都能看到。当时，在同学中阅读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名著和在重庆出版的一些进步作家、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已形成风气。受其影响，学校中多数学生思想活跃，要求进步。1946年春，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学校规定，愿意随学校走的，可以随学校一起坐船走。自己愿意走的，学校可发复员费自己走。当时学校实际上已经停课，要随学校走，可能还要等一两个月。家在徐州的王和光约胡绳武一起走西北公路，经西安、徐州去上海。5月20日，他俩从重庆出发，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徐州。这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鲁南战事激烈。胡绳武无法回老家。在徐州住了几天，就到上海复旦大学复校办公室报到了。胡绳武是7月1日到上海的，直到8月下旬大批随学校复员的师生才到。9月初才正式上课。　　大学期间，胡绳武除刻苦攻读外，政治上追求光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斗争，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贡献自己的力量。　　胡绳武1948年复旦大学史地系毕业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留系当助教，为大学先修班讲授《中国通史》。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学校调至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担任商学院政治课教员。1950年秋，回史地系任教学秘书，协助系主任周予同处理有关教学事务。1951年秋，随史地系师生到皖北参加土改。1952年返校，被华东教育部借调到华东区任《中国通史》教员。是年秋回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讲师、系教学秘书，负责新开设的《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工作，成为最早的中国近代史课的教师。当时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拥有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耿淡如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名的专家学者，阵营整齐。但这些教授各有所长，没人愿意教这门课。就让胡绳武这个在教师中年纪最轻、中国史方面唯一的一名助教来担任，并提升为讲师以示鼓励。　　1953年春季开学后，胡绳武就独立地承担起《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后来邀请在学校先任团委书记、后任教务处教学科科长的金冲及来系里兼任教师，负责为新闻系讲授《中国近代史》。戴学稷也曾去过一段时间，3个人成立了中国近代史教研组。1960年，胡绳武任副教授、系副主任后，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并且增开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和《辛亥革命史》两门专业课程。　　胡绳武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学任务的同时，念念不忘专业研究。作为著名高等学府的一名年轻学者，他对研究课题的选择斟酌再三，反复考虑，最后确定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同时，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史和思想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应该说，作出这种选择是颇有见识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人们涉足辛亥革命研究这一领域的并不多，将它作为长远甚至毕生研究课题的则更少。刚过而立之年的胡绳武，果断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从此便经年累月，孜孜以求，终于成为这一领域声誉卓著的史学家。　　1955年《复旦学报》第二期刊登的他的长篇专论《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较全面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阶级基础、社会历史条件、组织基础、思想基础、渐次形成过程及其纲领等重要问题，提出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见解。30年过后，该文仍被视为“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收入由《历史研究》部编成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专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篇文章大体上表述了胡绳武对辛亥革命许多重要问题的基本观点，日后的专著《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形成”的基本思路，在这里已初露端倪，也基本奠定了胡绳武治学严谨、资料扎实的学术风格。该书1992年11月获孙中山基金会举办的“1949一1992年中国大陆孙中山学术研究与文艺创作优秀成果奖”、孙中山奖金学术著作一等奖。　　1957年和1958年，他在《复旦学报》相继发表了《孙中山初期政治思想的发展及其特点》和《孙中山从旧-到新-的转变》，认真分析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观点，引人注目，被选入《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949一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他们在共同切磋的基础上，围绕着辛亥革命史研究，相继完成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其中在《历史研究》、《学术月刊》等发表的《辛亥革命时期章炳麟的政治思想》、《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论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和《论黄兴》等，先后被《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论文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辛亥革命论文选(1949一1979)》(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等选录，在学术界产生较大的反响。　　“文革”期间，他并未放弃学术追求。他抓住一些可以利用的机会继续他的史学研究。他以“《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的名义，执笔完成了《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两部专著，并主持编写了《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文革”后，《沙俄侵华史》稍作修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度出版发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重新焕发了蓬勃的生机。1979年，他们在1964年初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了《辛亥革命史稿》一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次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重点书目，向国内外出版发行。1985年该书第二卷《中国同盟会》问世。这两本书一经推出，便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和赞誉，认为它们以丰富的资料、生动的文字具体地描述了辛亥革命的发展过程，对于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综合和概括了作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系统的看法。　　1991年，该书第三卷《1911年的大起义》、第四卷《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完稿。为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两本书，连同已经出版的前两卷，重新配套、装帧，全书约132万字，向国内外发行。《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都用较大篇幅刊载该书第四卷的结语部分，进一步扩大了这套书的社会影响。　　胡绳武对辛亥革命史的精深研究和卓越成果，是和他中国近代史的丰富学识和深厚的理论水平分不开的。早在1959年，他就与金冲及合作，撰写了国内第一部研究清末立宪运动的专著《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时至今日仍是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的唯一专著，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海外也有较大影响。1962年，苏联学者楚多杰耶夫曾撰文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页);1978年，美国著名中国史学家费正清等人撰著的《剑桥中国的晚清史(1800—1911)》，将该书作为重点参考书目予以推荐、介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译本，下卷，第684页)。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胡绳武都作过一番研究，并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除前述一系列论著外，他还主编了《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清史研究集》第4一7辑(1986至1990年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并结集出版了与金冲及合作的论文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这些书都以很高的学术价值，得到学术界的好评。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史学界围绕如何认识中国近代史基本发展线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90年，胡绳武应邀去广州参加“纪念中国近代史开端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向大会提交了《列强侵略与中国近代政局》的专题论文，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要想对这个历史过程0现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各种历史现象加以科学的说明，就必须紧紧抓住由于列强的侵略形成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这一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强调只有紧紧抓住这对主要矛盾，才能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对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说明。”(《学术研究》1990年第6期增刊，第52页)这是他集数十年研究所得作出的成熟结论。细读他已出版的数十部(篇〉研究论著，就可发现这一基本论断早已体现在其中了。　　胡绳武自从事史学研究始，就从未放松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钻研，并努力用于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捧读他的研究论著，时时会感受到根基于浓厚理论素养的敏锐史识。这些论著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奥秘之一，便在于此。1963年至1964年，他曾应邀赴京参加由教育部文科教材编选办公室委托黎澍主持编写的《史学概论》，负责撰写有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内容。初稿完成后不久，由于编写组成员奉命参加“四清”运动，工作中断。1984年，四川教育出版社上门组稿，决定将这篇写于20年前的专题论述，以单独成书的形式，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为题出版发行，为人们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提供了很好的帮助，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胡绳武并不忽视对其它史学研究理论、方法的借鉴。正如他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专题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在引进当代外国史学使用的各种方法的过程中，加强对它们的分析与批判，肯定其运用具体历史研究中确有成效的方法，批判其明显的唯心论的东西”。主张“认真研究近现代中外史学家的成功之作，总结出其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的同时，“应重视传统史学的研究，努力把新的史学方法和传统的史学方法结合起来”。(《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创刊号〉第20、21页)他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正是依据这些认识努力以赴的，所以他的论著才那样严谨、生动和耐读。　　在潜心研究、著述的同时，胡绳武还以极大的热忱培养和扶持年轻人。他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其中许多人已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在高校和科研机构里担负着重要职务。看到他们的成长，他无比欣慰。在他的案头，经常堆放着中青年学者求教的信件或文稿，并常常有人登门请教。每逢这时，他不管自己手头多忙，即使是素不相识者，也总是认真指点，不遗余力，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关怀备至，令后辈非常感动和崇敬。1991年，时值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他作为特邀著名学者，先后莅临长沙和西安，出席“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和“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胡绳武在清末民初的历史研究中，坚持以唯物主义为指导，严格遵照事实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在分析任何历史与社会问题时，都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来考察，潜心研究，深入探索，对历史研究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戴鞍钢)　　[以上内容由"zhangjp"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刘平(1818—1862)，原名刘平先，1812年(清嘉庆十六年)生于侯孟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即有胆识，善于联络小伙伴。18岁时伙同乡里穷苦农民以贩卖粮食和盐养家糊口。其间，曾遭受官兵的劫掠和-，又耳闻目睹官府、地主恶霸欺压百姓的种种恶行，心中无比愤恨，埋下了0和反抗的种子。　　1853年(咸丰三年)后，鲁南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刘平遂于1858年(咸丰八年)春，以贩粮、盐同伙为骨干，会合农民起义军李希孟余部，在侯孟村发动了农民起义，树起“杀富济贫，除霸灭强，替天行道”的大旗，响应太平军北伐，参加幅军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多人。以偪阳城一带为根据地，攻城夺寨，占领台儿庄以西运河两岸地区。同年夏初，刘平率起义军先后攻占台儿庄、汴塘和邳县大地主窦家圩寨，开仓放粮，救济贫苦百姓，广大农民齐呼刘平为“平哥”。起义军声威大震，很快发展到几万人，刘平成为幅军的主要领袖。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封刘平为“北汉王”，遂在穆柯寨山(时改名为刘家寨)修建粮仓、蓄水池、住房和围墙，作为起义军大本营。并封其主要部将为“元帅”、“大将”、“督军”、“先锋”等。为推翻淸王朝的黑暗统治，刘平指挥起义军占领鲁南、苏北地区，并与安徽涡阳、蒙城等地捻军联合对清军作战，多次打败清军和地主武装的围攻，杀富济贫，惩治不法官吏，深受广大百姓的拥戴。　　是年秋，清王朝派忠亲王僧格林沁亲率八旗劲旅，会同清军驻峄县副督统德棱额，企图以招抚为诱饵消灭幅军。刘平则假以奉天王洪秀全之命，南下招募部队无人作主以拖延时间，却暗中聚集10万余人的幅军，以偪阳城为根据地，扎营数十里，誓与清军作战。1862年(同治元年〕2月，当清将翼长索尔固善进攻幅军驻台儿庄的营区时，由于指挥失误，守将轻敌上当，幅军遭到惨败，致使全线动摇。德棱额趁机率领清军进攻偪阳城主寨。刘平指挥守军斩杀清将索尔固善、琦胜及清军多人，身受重伤，冲出重围，率部至蝎子山中养伤时，被叛徒侍卫杀害，时年50岁。　　[以上内容由"不平"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1990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任命李宜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　　1990年7月23日，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命令，授予李宜俊少将军衔。　　李宜俊，1932年9月生，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后洪庙村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就从他的村后边流过。李宜俊少年时是河岸边的放猪娃。他喜欢运河水的清澈，更喜欢运河水的奔腾不息而又一往无前。他13岁时当上了村儿童团团长。1948年，16岁的李宜俊自愿报名参了军。1951年3月，李宜俊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抗美援朝。他所在的部队，属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首批入朝部队。在朝鲜三千里江山，他和他的战友们炮火里冲，硝烟里闯，一直战斗到“停战协定”签字之后的1954年，才随部队回国。　　1963年，李宜俊调到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工作。“文革”中，林彪提出砸烂总政治部“阎王殿”的口号，于1969年把总政机关干部当成“小鬼”赶出了京城。当时，作为检察院检察员的李宜俊，被下放到国防科委的一个单位。他对林彪的这种做法从心里不满，在组织会议上慷慨陈词，而在对待分配的工作上却是兢兢业业。他常说：“委屈是党内个别人给的，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绝不能因为受了委屈，就影响了党的工作。”他的工作出色是有口皆碑的。1975年6月，他被调回到总政机关。　　1985年机关精简整编时，他已经是总政机关的老处长了，组织决定把他交流到部队或院校工作。除通知他本人做好调走的准备外，还在一定的会议上宣布了。按说，这段时间，他完全可以在家里休息，但是他没有，他边工作边等待，一天也未间断过。几个月过去了，调出的命令没有下，却宣布了他继续留任的决定。理由是，这里离不开这位踏踏实实的老处长。　　1988年夏，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按规定，师职干部满55岁的一律离休。此时的李宜俊刚好56岁。机关里在规定线以上的同志都陆续接到了免职命令，而他只接了个“准备退”的口头通知。“准备退”不等于退啊，不退就得工作!他一如既往地履行着处长的职责。直到机关就剩下他一个超出线的同志了，他依然照常工作。不久，总政治部领导找他谈话：“组织决定，你不退了，提你为副检察长，授大校军衔，你有没有意见?”“没有!”他回答得非常干脆。按建国前入伍、任正师职5年以上可授少将衔的规定，他是可以步入将军行列的。但领导从全局考虑，让他吃了这个“亏”。“没有意见。”他再次重申，“像我这样的年龄，能继续留下来工作，已经是组织对我莫大的信任了。不管授不授衔，我都会努力工作的。”时间不到两年，他被提升为检察长，不久便配上了金星肩牌。“自入伍那天起，我从未想过要当将军和能当将军”，李将军声音朗朗，“我也从未向组织伸手要过职级待遇，我只想到自己是个党员，就应该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工作;自己是个军人，就应该正正派派、憎爱分明地做人;自己是个中国人，就应该忠诚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多大力出多大力。”　　李宜俊就任检察长时，有两个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在核实此案中发现，这两个人虽犯有错误，但构不成犯罪。于是他就分别同这两个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及检察部门商量，请他们复核。有一个单位复核后仍维持原来的意见。他再一次召开会议，反复研究，以事实和法规说服他们，直到使持不同意见者心服口服。最后，报请上级批准，撤销了原案，按犯错误处理。　　李宜俊深有体会地说：“处理人的事关系重大，必须慎之又慎，来不得丝毫马虎与疏忽。执法人员稍不认真，就会给当事人及其家属带来难以弥补的痛苦。不论是对高级干部，还是对一个普通战士，都应该以对党、对人民、对法律负责的态度，来不得半点随意。一切都要讲事实，-规，讲政策。”　　“作为军队的执法机关，军事检察院无疑要依法办理各种违法犯罪案件。但是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应该把眼界放宽一些，把立足点放在坚持为部队建设服务上。”李宜俊的这一观点在他发表在《解放军报》和《中国检察报》上的两篇文章里做了详尽的阐述。诸如: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开展法制宣传，增强法制意识;开展咨询活动，为部队建设服务等。他提倡把军检部门建成为既是严格执法的钢铁阵地，又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队伍。　　遵照军委-关于抓好基层建设要“一个连队一个连队过”的指示精神，他率工作组深入部队检查工作。在新疆军区，他对检察工作查长考短，是经验的就推广，有不足的就帮助。一连工作5天，连乌鲁木齐的百货商场都没有去看。军区的同志要派车送他到伊犁去看看，他婉言谢绝：“如果顺路可以去看看，专门去就没必要了。”　　李宜俊常说：“作为领导机关，要为部队多办实事，要少为他们添麻烦。”基于这种思想，他上任伊始，就率工作组到部队搞调查，解决实际问题。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就为各大军区的检察院争取了一笔经费，配备了专车。一年来，他的足迹深深留在成都、西藏、新疆、沈阳、宁夏、西安等边远部队驻地。在西藏军区，因高山缺氧，军区同志不让他下基层，他硬是坚持，翻越海拔4000米的高山，下连队，进哨所，一边了解情况，一边指导工作。　　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免去李宜俊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职务。中央军委批准他离职休养，并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　　李宜俊在军队工作了45个春秋，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不言而喻;其德其行，有口皆碑。按说，戎马一生，年过花甲，也该好好休息、安度晚年了。可是，1994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京晚报》登载的“希望工程”在北京地区聘请监察巡视员的消息，激起了他的热情。须知，他和他的夫人对“希望工程”格外热心，曾先后捐助，使4名贫困儿童完成了小学学业。而今“希望工程”又向他招手，强烈的责任感和“职业”习惯，驱使他决心投身到这项公益事业中，为兴教助学贡献余热，于是就报了名。经过登记、考察和面试，结果他榜上有名。同年12月28日，“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在京成立。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姜大明，向李宜俊等13名监察巡视员颁发了聘书。而李宜俊是唯一的一名将军，且职务也最高。自此，他就成为该会首批监察巡视员;自此，他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另一领域的执法监督工作。1996年1月24日，他又被补为“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委员。一直干到2002年3月，超出原定聘时的2倍。　　7年间，他先后3次到全国各地进行监察巡视，涉及20个省、自治区，其中云南、四川、河南3省各去过两次;对88个县(市、区)和98所希望小学进行了实地调研，同200多名师生面谈，调查了解情况，还到许多学生家中家访。每次外出归来，他都提交自己亲笔撰写的调查报告，其中不乏事关全局的建设性意见。而他所到之处，无不给广大师生留下老八路的传统、解放军的作风和将军的风范。为此，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全国监察委员会于2000年8月授予李宜俊“希望工程”贡献奖，同年10月又授予他“希望工程”优秀志愿者奖。《国际人才交流》杂志曾以《“希望工程”的忠实卫士李宜俊将军》为题，宣传了他的先进事迹。中央电视台“夕阳红”节目“老人与社会”专题也专门作了报道。有人说他当将军时还未这样出头露面呢，现在当“老百姓”了，倒誉满天南海北、万户千家了。而李宜俊却深有感触地说:“我只是做了一点应该做的事情。‘希望工程’是一项积德行善的事业。好人做好事，心情舒畅。帮助一个失学孩子重返校园，就是留住一个未来的希望。”　　在干休所，大家曾推选他为管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副书记。虽然没有了当检察长时的权威，但丝毫不减检察长的责任。　　纵观李宜俊并不曲折的经历，让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他故乡的运河，想到了运河水的清淳与朴实，想到了运河水的奔腾不息与勇往直前!　　[以上内容由"二愣子"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孙斌全(1901-1995），名承才，字斌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生于山东峄县道庄村(今属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祖父去世后，祖母带其父亲孙葆清和伯父逃荒到运南郝楼村(今属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落户。　　孙斌全7岁进私塾，读“四书”、“五经”;11岁时，父亲孙葆清去世;20岁时，嫡母宋氏去世，他只好辍学务农。由于禀承父亲的耿直性格，又能读会写，不攀附豪强，敢于仗义执，得罪了一些人。　　1934年，峄县第六区万仓乡乡长、刘庄地主王学猛，倚仗手中权力，玩弄阴谋，企图选举他的亲信当副乡长。然而弄巧成拙，在这次选举中，反被选民把孙斌全选为乡长，而把他自己所任的乡长也选掉了。当选为乡长的孙斌全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兴修水利，动员全乡村民从郝楼到孙庄开了一条排水沟;第二件事就是办教育，于1935年10月建起了学校。1935年9月撤区并乡，孙斌全任影山乡副乡长。1936年9月通过考试，当上了花山乡乡长。　　1938年农历五月初十，日机轰炸涧头集，孙斌全的两处产业和家园都变成了焦土，也使孙斌全彻悟教育群众、发动群众抗日的重要。　　1938年8月，孙斌全拉起了一支真心抗日保民的武装，先把埋在北许阳的20多支步枪起了出来，又派其弟孙承惠到台儿庄周围买轻机枪。9月底，日军在台儿庄、贾汪安据点。孙斌全经过思想斗争，就任了六区伪区长，目的以伪区长的名义发展抗日力量。当了伪区长后，日军的催交田赋以及其他一些杂事，使他极其苦恼。若杀敌反正，公开抗日，又势单力薄。权衡利弊，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11月上旬，孙斌全正准备杀敌反正，孰料国民党51军渡运河北上，日军也随后撤走，计划落了空。　　1938年11月26日，在纪华和朱道南的介绍下，孙斌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抗日武装被编入峄县抗日自卫团。为尽快发展武装，1939年2月在郝楼小学开办了抗日训练班，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4月，又从多方面吸收干部。到5月底，六区的武装发展到60多人。就在这时，台儿庄来了个日本特务，自称是红枪会的“总当家”，二十一二岁，名叫王亚平，山东汶上县人，宣传红枪会是御匪，口号是“不抗日，不倒蒋，保家卫国”，很能迷惑一些人。　　1939年6月23日，王亚平带领200多名会徒，到运河北岸的抗埠一带欲发展会徒。次日晨，孙斌全奉命率领60多人，直奔万年闸口，前去堵截。战斗正激烈时，纪华同志又调来农民武装100多人前来增援，红枪会徒逃之夭夭，从此再也不敢到运北发展会匪了。　　王亚平贼心不死，第二天又率会匪200多人攻打运南的涧头集。峄南办事处通知所属各游击队，前来保卫涧头集。战斗在涧头集西南方向打响，枪声密如爆豆。侯孟的红枪会头子刘某被击毙，其余的人便一哄而散。　　王亚平的红枪会不仅有武装力量，而且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基础。仅从军事上打击它是不够的，还必须彻底揭露其政治面目和罪行，教育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从根本上清除它的影响。孙斌全与纪华商量后，决定对其开展政治攻势。一是印制区公所布告，历数王亚平的汉奸行径，告诫误入歧途的农民，退出组织，不要再听从王亚平的调遣。布告一出，在涧头集引起很大震动。二是油印散发了《告六区人民书》。二箭齐发，非常奏效，红枪会不少会徒纷纷携带武器前来区公所投诚，并要求参加抗日武装。运南抗日根据地从而得到巩固，抗日武装得到发展。　　1939年10月，孙斌全带着已有3个中队和1个警卫连300多人的抗日武装到了抱犊崮山区大炉一带。这时，罗荣桓政委正式命名运南抗日武装为—五师第十四区队，并委派张震、傅秀亭等4位同志到该区队协助指挥，委任孙斌全为区队长，张震为参谋长。1940年2月，驻徐州的日伪军“扫荡”运南抗日根据地，矛头主要是对着十四区队，并散发传单，悬赏1万元捉拿孙斌全。桥头一仗，梁广洁被打伤，日军夜驻涧头集。第二天打杜庄，我方以牺牲7人的代价，打退了日伪军400多人的进攻，取得了杜庄保卫战的胜利。　　1940年6月，十四区队被编为运河支队第二大队，孙斌全任大队长，宋学敏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　　1940年夏秋之际，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的面目又一次暴露。龙传道被委任为峄县自卫团司令。龙传道的儿子龙希贞，外号“龙瓜屋子”，父子两代称霸一方。今番被委，喜出望外，感激涕零，誓死报效。遂活动韩治隆、梁继璐、孙业洪、刘宜俭等伪顽游击队，意欲于9月中旬伺机包围并消灭运河支队。　　运河支队和苏鲁支队的张光中司令等人研究决定：邵剑秋副支队长率运河支队第一大队反击黄丘山套的敌人;张光中司令和孙斌全指挥苏鲁支队第三营和运河支队第二大队，先打韩部，然后集中兵力对付龙希贞。由于计划周密，很轻松地击败了韩部。龙希贞的人也抱头鼠窜。经过8个小时的追击，终于抓住了龙希贞。由于当时龙希贞还打着抗日的牌子，遂将其释放。　　1940年10月，日军实行秋季大“扫荡”，战斗频繁残酷。10月10日周庄战斗，11日库山战斗，12日朱阳沟战斗，13日，日军杀害运河支队28名战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巨梁桥惨案。　　1940年11月，运河支队奉命进入抱犊崮山区修整。运河支队进山后，整编升级为—五师五团。为巩固峄南抗日成果，扩大抗日根据地，鲁南区党委任命朱道南为峄县县长，孙振华为县委书记，连同运河支队共200多人，于1941年初出山。经朱道南同意，孙斌全的武装力量命名为抗敌自卫军独立团，团长为孙斌全，以黄丘山套为根据地。这支武装力量在伪化严重的峄南起着很大作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遏制了日伪的蚕食。　　6月初，根据上级指示，运河支队重新整顿，独立团被编入运河支队，胡大勋任支队长，孙斌全任副支队长，纪华任政委，邵剑秋任政治部主任。朱道南仍任峄县县长。这时，运南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除运河支队外，还有苏鲁支队。　　1944年4月，孙斌全调任峄县副县长兼司法科科长。纪华同志任县长，郑平同志任县委书记。　　8月23日，新四军邳睢铜独立团由叶道友同志带领，进驻黄丘山套，与郑平同志研究决定，次日攻打涧头集，消灭龙希贞的伪军。由于日军接应，龙希贞的伪军未被全歼。涧头集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了根据地的中心。　　孙斌全仍任副县长，兼管兵站工作。他很注意了解农民的思想和心理，树立典型，多表扬，多鼓励，农民交粮、支前的积极性很高，任务完成得很好，曾受到第二专署的通令嘉奖。　　1946年12月，我军发起鲁南战役，于次年1月2日全歼了敌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同时，进犯台儿庄的敌五十一师也被全歼，枣庄、峄县等鲁南广大地区解放了。运河县改为铜山县，兵站迁到了外县。为便于工作，鲁南行署委派张劲夫为兵站站长，孙斌全为副站长。　　1948年3月，孙斌全到华东党校学习。　　1949年1月，孙斌全从台儿庄奉调去徐州，任支前粮食总站站长。9月，任皖南煤业公司总经理，负责上海的煤炭供应，曾受到华东支前司令部的表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礼炮声，结束了孙斌全的戎马生涯。他随军进了上海，参加新上海的建设。1950年8月任上海建筑器材公司副经理，1952年8月任上海江宁区民政科科长，1965年任静安区人委办公室副主任，1978年任该区民政局顾问。1981年10月离休。1995年1月6日于枣庄市峄城逝世，享年94岁。　　[以上内容由"gc801"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王思颖，又名象斌、浚源、曰叟，台儿庄区张山子镇城西村人，生于1912年5月。其父王兆汉，曾任偪阳乡乡长，家中生活挺富裕。　　王思颖先在徐州市贾汪东崮岘上高小，学习成绩在同年级名列前茅，1929年考入山东曲阜师范学校。在此期间，革命风云骤起。由于受到时局的影响，青年时代的王思颖即开始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在学校参加闹学潮，和进步学生一起走上街头讲演，散发传单，--，积极从事反对军阀、唤起民众的革命活动。在校时，他便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一天，国民党韩复榘的军队约有一连人，突然包围了学校，声称搜查共产党。他们手中握有一张叛徒告密的黑名单，王思颖也被列入其中。由于王思颖已经改名为王曰叟，因而未被逮捕，但是学校共产党组织却遭到了严重破坏。　　1931年，王思颖避开敌人的缉捕，辗转到了上海，在一所外国教会学校学习，会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此期间，他与张姓进步女青年自由恋爱，并于1933年8月一同回到了老家城西村文明结婚。　　婚后，王思颖在侯塘小学教书。此间，他与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之后不久，他担任了黄丘区区长助理员，1942年担任峄南县黄丘区区长。　　王思颖担任黄丘区区长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先后建起了谢庄抗日小学、黄丘医院(在赵圩子村〉和李庄地下兵工厂等。黄丘根据地地域狭小，又处在敌伪顽的重重包围之中。王思颖就狠抓根据地的民兵建设，形成了一支一手拿枪打敌人、一手拿锄搞生产的骨干部队，为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　　1943年冬，伪峄县县长王徽文和伪峄县第八区(涧头集)区长龙希贞(外号“龙瓜屋子”)等，纠集伪军500多人，前来围攻黄丘根据地。王思颖(当时叫王象斌)和区队长刘继先、民兵队长赵景山，集合民兵200余人，并动员青壮年群众拿起土枪、土炮和铁叉等，利用有利地形防卫自守，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坚守了7天7夜。等敌人的弹药消耗光了，王思颖率民兵趁机出击，敌人狼狈逃窜。这次保卫黄丘根据地的战斗，打死、打伤敌人多名，缴获了很多武器，其中包括一挺机枪。　　1944年，汉奸“龙瓜屋子”龙希贞又纠集了500多伪军，再次向我黄丘革命根据地进犯。他们首先进占了黄丘边缘村庄张塘，待站住脚后，再进一步向根据地内蚕食，企图达到伪化的目的。由于王思颖他们早得到了情报，所以就预先布置区队坚守东山口，随时阻击敌人，同时调动200多民兵抢占南北两面的山头，以便利用有利地势、隘口和熟悉的道路，与敌人周旋打麻雀战，以消耗、疲惫敌人。另外，动员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上山躲避。这样，即使敌人进了根据地内，也既抓不到人，又找不到东西。敌人占据张塘后，曾两次向黄丘山套进攻，均被我区队民兵击退。到了夜里，王思颖组织区队和民兵，利用地里熟悉的优越条件，逼近和插入徐塘村内，袭击和扰乱敌人，使之惊恐和疲劳;并开展政治攻势，向敌人喊话，要他们不要替汉奸“龙瓜屋子”卖命，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要给自己留点后路。第二天拂晓，没等我主力部队来到，敌人就撤退缩回到乌龟壳里去了。　　同年夏，贾汪的伪军200多人，企图进犯我黄丘山套根据地，经崮岘奔黄丘南边一带山头，再向北进犯根据地。王思颖他们闻讯后，即率领区队和民兵强占了黄丘南的朱古塘山、蝎子山和龙门山一带。这些山紧靠着黄丘山套，是根据地南面的屏障。这一次，他们与敌人只有小的接触，敌人未敢深入。他们坚守了一天，到了傍晚，敌人就退回去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未收到损失。　　1945年，王思颖调到徐州市工作，后来就随部队北撤了。　　1946年4月，王思颖同志奉命回山区开展地下工作。　　这一天，王思颖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里面盛着满满的红樱桃，神情悠闲地向峄县左庄北山口的敌伪检查站走来。敌人上前盘查，发现篮子里的樱桃，口水立即流了出来。不由分说，伸手就抓。　　这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思颖藏在樱桃下面的手枪被贪吃的敌人抓了起来。王思颖被逮捕了。　　王思颖同志被捕后，在狱中受尽了敌人的毒刑拷打，但他宁死不屈，没有向敌人提供任何情报，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者应有的贞洁。　　王思颖同志被捕的消息传到他家中后，他的父亲和王兆楫、王思健3人曾去狱中探望。王思健看到王思颖带着脚镣手铐，浑身伤痕累累，难过地哭了。王思颖却笑着安慰他们说：“不要难过，革命就要胜利了，我是个政治犯，他们临时还不会杀害我的。”　　1947年冬，峄县局势紧张，敌人又把王思颖同志押到了涧头集镇周庄监狱。周庄就在黄丘山套附近。我运河支队获悉后，便前往武力营救，由于敌人防守严固而没有成功。这使敌人十分恐慌，就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将王思颖秘密地押走了。途经白山西的金陵寺时，敌人听说前面有解放军的埋伏，便将王思颖同志杀害了。时年36岁。　　(褚福亭)　　[以上内容由"闲说说说"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孙业洪(1893—1977)，又名孙范权，台儿庄区泥沟镇大北洛村人。7岁在家读私塾，尔后就读于济宁小学、中学。1921年毕业于山东省第七中学(现济宁一中)，考取济宁警察学校，复入兖州师范讲习所学习。学习期间因受孙中山革命影响，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爱国-，被开除学籍。回到家乡，决心兴办教育为桑梓造福。1924年，孙业洪以其婶母张氏的地租钱和房舍办起了村立北洛小学，孙业洪亲任校长。学校开设国语、算术、地理、历史等课程，教学成绩优异，会考全县第一，学校名声远扬，孙业洪被誉为峄南的社会名流，被选为峄县参议员。　　1938年5月台儿庄地区沦陷，面对日军烧杀抢掠，孙业洪义愤填膺，遂以其自身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影响，举起抗日的旗帜。他奔走乡里，收拢0，先后筹集长短枪60余支，以北洛小学的部分学生为骨干，吸收邻近各村的“抗日杆子会”成员，于同年秋天拉起一支60余人的武装，名为“抗日联庄会”，孙业洪任会长。　　同年夏，中共党员朱道南带领武装来到北洛地区，以壮大武装抗日的声威。两人曾一度保持团结抗日的友好关系，增强了孙业洪的民族抗日意识。1938年底，孙业洪部发展到300余人，将“抗日联庄会”改称“常备队”，先后在北洛村南北公路两侧打击日军，因而在当地百姓中赢得了抗日名声。　　1939年春，日军百余人对北洛村一带实行清乡扫荡，将北洛村包围，孙业洪率部进行抵抗，打死日军1名，终因力量悬殊，被迫转移到兰城店堡子村。是时，国民党鲁南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为在台儿庄地区扩大地盘，派峄县代理县长李同伟说合，孙业洪受编为张里元部，命为山东挺进总指挥部鲁南军区挺进军第十二纵队九十三支队，孙业洪被委任为该支队队长，兼临沂专员公署第三行署副主任。从1938年6月—1940年底，孙业洪带领地方抗日武装先后活动在江苏邳县北部和峄县南部泥沟、涧头集、马兰屯及兰陵以东横山、临沂、日照、五莲、诸城等地区。其间扒铁道、拦截汽车，缴获日军0弹药和大批物资，反击日伪军扫荡，偷袭日据点，曾一度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抗战斗志，扩大了抗战的影响。部队很快发展到500余人，主要武器装备有轻机枪20挺，步枪500支，短枪30支，战马12匹，成为台儿庄地区比较有影响的地方武装，孙业洪也成为地方上较有名气的抗日人物，受到社会和人民的赞誉。　　1941年秋，国民党特务朱启明加强了对孙业洪的控制，使其逐渐变成-的地方武装。是年11月，孙业洪命一大队进到八路军运河支队的活动地区，在河泉村扣押了运河支队二大队长胡大毅及其随从人员，连夜带回横山地区，胡大毅等被张里元的副司令、国民党特务朱启明活埋于横山张峪沟村后河崖。　　1943年11月，孙业洪亲率500余人，联合刘毅生部在龙希贞的配合下，向黄邱山套运河支队根据地赵圩子、丁庄、刘庄、谢庄等地进攻。运河支队在新四军二十七团一部的配合下奋力反击，激战一天，伤亡20余人，将孙业洪部击退。　　1944年，孙业洪部与台儿庄、古邵据点伪军配合向马兰屯解放区进行侵袭，并以坝子村为依托挖围壕、筑碉堡建立据点，镇压抗日群众，阻扰运河南北之交通。4月初，新四军淮北三分区独立团协同运河支队一营和骑兵排，将驻守在坝子据点的第一大队和增援的第三大队全部歼灭，一举攻克了坝子。至此，孙业洪部大部被歼。　　1947年秋，孙业洪在国民党地方政府、商会以及驻军章知天等人的资助下，在台儿庄办起了胜利中学。1948年淮海战役前夕，孙业洪带领“胜利中学”师生及社会青年100余人向南迁移，1949年移至台湾，孙仍从事教育工作。1977年10月病死于台湾彰化县员林镇。　　[以上内容由"小妮子"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金哲夫名冠浚，字哲夫，回族，1929年出生于台儿庄北关，历代住鱼市街。祖父金殿明积德好善，父亲金维智为人忠厚，在老粮食摊子开金义兴斗行。金哲夫自幼酷爱美术，稍长从父识字，习描红。7岁入读育英小学(战前为王雨村先生创办，设在旧关帝庙、又名花庙内)。因抗战故，辍学数月，后相继就读于赵有训、张廉之先生私塾、区立小学、贞一中学和胜利中学。1948年随胜利中学南迁，1949年7月随校抵台湾。　　初抵台湾，几经波折，金哲夫终于1951年考取复兴岗学院美术系。结业后，再入画坛耆宿林克恭画室研究，长达10余年，受到严格的基础训练，打下了坚实的素描根底。金哲夫专攻油画与水彩画。自1971年起，曾先后参加文经、美术及宗教等团体赴澳洲、日本、韩国、比利时、沙特阿拉伯等国访问。曾举办个人画展7次，应邀参加台湾美展、大专教授联展、欧游联展等，在日本、韩国、美国、法国、比利时、菲律宾、巴拿马、斯哥达黎加等国举办国际性美展多次。其所作之史画如1971年之《台儿庄大捷》、1973年之《辛亥广州之役》等，均为政府机构所典藏。另其油画作品如《春假》、《戏曲人物》、《边城圣寺》、《溪口镇》，分别为台湾省立美术馆、台北市立美术馆、慈湖陵园所典藏。著有《论绘画中之抽象之具象》、《论中国绘画的趋向》、《宋代绘画风格之研究》等和《金哲夫画集》。　　为了丰富生活感觉，积累创作经验，金哲夫自1971年至1990年间，或公费、或私资，先后6次外出考察、观摩与写生，历游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泰国、巴林、希腊、荷兰、瑞士、丹麦、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新加坡、菲律宾、利比亚、澳大利亚、蒙地卡罗、沙特阿拉拍(系赴麦加朝觐〉等20余国。近年来，更得两岸开放之便，方能饱览祖国风光，亲睹各地名胜，为作品内涵之提升创造了条件，致使画风大变。　　金哲夫长期以来辛勤耕耘所获之成绩，深为画坛所肯定，致多次获得奖励：1965年获首届文艺金像奖、1971年获金爵奖、1973年获文艺奖章、1979年获台湾教育部四维奖章、1980年获中兴奖、1993年获社会美育绩优奖等。其生平简历曾编入1978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之《当代名人录》，1982、1983、1991年台湾中国传纪中心出版之《现代名人录》，以及历年来台湾出版之多种美术年鉴。另外，1993年应邀编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和中国国际名人研究院辞书部出版的《中国现代书画界名人大观》等。　　金哲夫历任台湾美展和文艺创作奖等评委。其于美术教育，经历尤丰。初到台湾时，曾任教于云林口湖小学，后因升学而辞去。1956年复于台中市一中任美术教员，1957年返回母校美术系，初任助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先后两度出任系主任计8年余。1994年教职退休，专事作画与著作。另外担任台湾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台湾中国油画学会、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理事，台湾省立美术馆、台北市立美术馆审议委员等职务。　　由于金哲夫绘画风采令人赞羡，有台湾文学界名人姜捷曾写赞文报道，题为《金哲夫用最爱走在人生的画布上》，并附金哲夫油画8幅。今选录片段如下：　　“一个醇厚人、一颗执著心、一支不懈笔、一片爱国忱”，极简单几句话，勾勒出金哲夫简单而极有品味的生活，严谨而又随意的绘画风采，都让人觉得自然、舒服，愿意走近去看、去读、去赏、去懂……　　“金哲夫是慈厚、朴实的山东大汉，很难想象这般豪迈爽朗的人，会有这般敏于洞悉、细于捕捉的一面。他对生活的要求很少，总是清浅淡泊地随兴而过，然而他对精神的要求却很高，总要在画境里求得尽善尽美。所以始终不悔、不倦、不懈，作为艺术家，他少了份浪漫、憧憬，却多了几分幽默、豁达。当许多人高唱‘苦涩的美感’时，他早在安宁与平静里找到万方和谐，作画的过程不是痛苦而是努力，倍于常人的努力，以致于从年轻便极负盛名.......　　“他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严谨的、专注的态度，也是他作画生涯中极大的助力。他无争也无求，信仰却带给他源源不绝的热爱，让他有对生命更切、更沉的使命感，去催促他不断地画下去、画下去、画下去……。”　　[以上内容由"不吐不快"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褚思惠(1896—1944)，字子宽，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孙庄村人。世代务农，幼年时期家庭生活尚不富裕，读书不多，年长自学，略通文字，为人坦诚，好友重义，秉性豪爽。青年时期家庭经济情况好转，但常受当地封建豪绅势力的欺压，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褚思惠在思想上逐步产生了对军阀豪绅的反抗意识。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取台儿庄时，他自告奋勇给北伐军当向导。1929年曾积极参加孙斌全等人发起的对反动封建恶霸王荣宣、王幼平的斗争，协助人民大众公选乡长，创办实业合作社，兴教育、修水利，深受当地人民群众的好评。“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运动，褚思惠的反封建统治和反抗日军侵略的思想与日俱增。他结识了共产党员褚雅青后，思想觉悟大有提高，积极捐款资助抗日宣传活动。　　台儿庄战役后，鲁南地区相继沦陷。褚思惠基于民族义愤，遂动员哥哥、侄子联合本族及乡里贫苦民众，组织起一支40多人的抗日武装，1939年被编入八路军运河支队第二大队，褚思惠被任命为第二大队第七中队队长。1940年初，部队驻上黄邱村时，遭贾汪日军三面包围，他亲率七中队绕道日军侧后发起攻击，日军突遭里外夹击，乱作一团，伤亡10余人被迫撤退，我军获胜。1940年夏，运河支队配合鲁南主力部队一举击溃顽军龙希贞、韩治隆两部，龙希贞逃伏在夏桥口，被褚思惠带队捕获。　　1940年秋，日军对我运河南北地区进行大扫荡，运河支队向运北转移，褚思惠受命与二大队长胡大毅等人坚持斗争。由于叛徒出卖，在耿楼村被俘，并抓他全家老少20余口，家产亦被席卷一空，经组织营救获释后，他秘密去抱犊崮山区找到县委。县委指示暂以合法形式保存实力，坚持斗争，为不久运河支队打回运南积蓄武装力量。1941年5月，他带队突然袭击伪军大队部，活捉叛徒伪大队副耿序堂。随后任峄山支队独立团营长。是年夏，他率队在金楼村伏击进犯我根据地的伪县长王徽文和日伪军，取得反扫荡的胜利。　　1942年1月24日，褚思惠带领20名富有夜袭实战经验的战士，夜袭台儿庄车站，打死日军伍长清水和站长，俘虏副站长和伪军20多人，0完成夜袭任务。同年5月，任运河支队第一大队队长。同年秋，奉命夜袭枣庄镇玉山街，由于组织严密，指挥果断，只弹未发，生擒枣庄维持会长大汉奸刘晓峰，为枣庄人民除了一大祸害，故此，时有“褚老虎”之称。为粉碎日伪军频繁扫荡，他受命率一连扑进日伪军统治中心峄县城附近，袭扰日伪据点，迫使扫荡运河南岸之日伪军返回峄城。在一次战斗中，他带领全连与敌激战竟日，自己9处负伤，仍坚持指挥战斗，将敌击退，胜利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　　1943年6月，沛县顽军冯子固部与峄县运河北岸顽军孙业洪部配合，企图南北合击消灭运河支队，褚思惠亲率一连坚守黄邱山套外围南许阳村，与顽军相峙月余，迫使敌人不敢冒然进攻黄邱山套而撤退。　　1944年冬，为拔掉铜山境内的扒头山伪据点，打通邳县、宿羊山地区通往邳、睢、铜地区的交通，褚思惠担任攻坚任务。1945年2月12日夜，他率领子、侄及突击队勇猛冲杀，伪军最后固守一座炮楼，负隅顽抗。当他指挥围歼炮楼敌人时，不幸身中数弹，壮烈殉国，时年49岁。　　1946年6月，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抗日英雄，在涧头集立碑志铭“杀敌报国”，以励永世。原峄县参议长，爱国诗人孙倚亭在褚思惠牺牲后，曾作诗文悼念他，其诗文为：　　运南同抗敌，处处见忠诚。　　舍己能全众，为人不吝情。　　勤兵当虎豹，扫穴斩蛟鲸。　　壮烈成千古，勋名照汗青。　　[以上内容由"钢丝"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郑亦秋，原名郑国轩，字亦秋，1914年6月25日出生于台儿庄镇顺河街一个回族家庭。兄弟2人，他排行老大。郑亦秋童年时期，家境贫寒，父亲郑景刚是码头扛包的苦力(脚行)，母亲蒋氏拉茶炉子卖开水。　　郑亦秋和京戏结下的不解之缘，源于小时候喜欢攒香烟盒里的“洋画”，有一回收集到一张黑底勾金边的“洋画”，画的是戏里的黄天霸，黄天霸的穿着打扮和神志，引起郑亦秋浓厚的兴趣。在他八九岁的时候，京戏汪派老生票友王秀廷在台儿庄镇新关帝庙设立票房。郑亦秋常到票房听他们吊嗓、唱戏。当时，台儿庄流行汪派戏，王秀廷的《喜封转》、《刀劈三关》都唱得很好。郑亦秋觉得京戏比台儿庄地方戏更好听，所以听上了瘾，渐渐地也能跟着哼唱几段。王秀廷见了很高兴，就主动教他唱，但他教的不是汪派，而是谭派的《搜孤救孤》、《鱼肠剑》等戏。后来有京戏班来新关帝庙唱戏，门口放了洋铁桶，看客进门时往桶里随便扔几个铜钱，多少不拘。实在没钱的，也可以进去听蹭戏。郑亦秋因为没钱，也跟着听蹭戏。这个戏班挑大梁的叫李兆玉，既演老生、武生，也演花脸。郑亦秋看过他演的《四进士》、《打渔杀家》、《九江口》和关羽戏。后来戏班去兰陵演出，郑亦秋跟班走了50里，到那里住班看戏。班里的人看他如此痴迷，都说：“这孩子早晚得吃戏班这碗饭。”　　郑亦秋11岁时，拜回民京剧演员马祚麒为师。由于他喜欢京剧，学戏认真，再加上天赋好，天真活泼，博得老师们的喜欢，在做戏时得到认真的指导，进步很快。郑亦秋嗓音宽厚宏亮，唱、念、做倶佳，13岁就享誉鲁南和苏皖一带，后又在蚌埠、徐州、连云港等地搭班演戏。　　当时唱戏很苦，白天卖戏，晚上住在庙里，在草铺上说戏，拉身段，早起吊嗓，还得跑台口。郑亦秋在学戏的当年冬天，就随师步行3天，从安徽的蚌埠来到草沟，搭上了鼓师张开发所谓“十八头网子”班。与武生赵玉珠、花脸董德林搭班。他在随师学艺时爱好广泛，不但学唱京戏，还跟丑角张玉堂学唱了不少昆曲戏，对学习京戏起到了辅助作用，开阔了戏路。　　1926年，郑亦秋随马祚麒搭入了安徽督军王普的弟弟王济生在蚌埠所起的大舞台班。当时所谓的“大舞台”，实际设备很简陋，没有楼座，池座也只是一排排的长木凳。　　1930年，郑亦秋学艺快要师满时，因常年在外演出，条件恶劣，把嗓子累坏了。在那个时代，凡是倒嗓的演员，是不能演正工戏的。为了生计，郑亦秋怀着对京戏执着追求和付出的心血，只好在连云港跑龙套。在连云港跑龙套时，他不灰心，付出比常人数倍的功夫，刻苦练功。京戏艺术不但没有荒废，反而在表演上有了提高。当上海麒派老生名演员刘奎童应邀到连云港演出时，他与刘奎童配戏。由于他功底深厚，演出没有“洒汤漏水”，几场戏下来，深得刘奎童的赞赏。经人介绍，正式拜刘奎童为师，刘奎童指导他和男旦田韵秋合演了《三戏白牡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郑亦秋参加了由郭沫若、田汉组织的抗日宣传队，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利用京剧艺术唤醒人们的良知，提高人们的觉悟。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在湖北省沙市参加了由郭沫若同志发起、组织、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荆沙分会，任宣传第一队队长，开始了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与沙市汉剧演员吴天保、楚剧演员沈云陔密切配合，主要从事劳军慰民公演，宣传抗日思想，鼓励人们勇敢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沙市吃紧，郑亦秋随队转移到广西桂林，结识了田汉同志，参加了由田汉同志组织领导的戏剧界南路劳军团，任副团长，赴昆仑关前线慰演。　　1941年，在田汉同志领导的军委政治部平(京)剧宣传队期间，郑亦秋参加了由田汉和欧阳予倩在桂林广西剧场组织的桂、湘、平三剧种合作演出，并主演《双忠记》。在此次联合演出中，他通过观摩桂剧和湘剧的表演，开阔了眼界，给京剧艺术提供了借鉴。　　为了配合抗日宣传工作，1941年他在平剧宣传队期间，主演了田汉剧作《岳飞》、《双忠记》。1942年应江西吉安的邀请，在新声剧院导演并主演了《汉江渔歌》、《明末遗恨》和《卧薪尝胆》等新戏宣传抗战。1943年春，因病辍演1年多。在养病期间，他主持成立了江西省戏剧改革委员会，并被推选为负责人。　　1945年8月的一天，由他主演的《孟丽君》快要开戏时，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他立即用水粉在黑板上写上“号外!特大喜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黑板一经挂出，全场沸腾，观众、演员欣喜若狂，欢呼跳跃，热泪滚滚，握手拥抱，互相庆贺，鞭炮3天3夜不断。人们欢呼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8年抗战的伟大胜利。　　1949年7月，解放大军解放了江西吉安。郑亦秋被田汉同志函召进京参加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成立，田汉同志任局长，郑亦秋在艺术处任职。是年，他与李紫贵合作，为京剧研究院导演了《三打祝家庄》，于庆祝新中国第一个新年时在京公演。翌年，他与李紫贵再度合作，导演并主演了《江汉渔歌》，并参与导演和演出了改革剧目《新大名府》。同年11月27日至12月11日，出席了文化部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参与研讨戏曲改革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剧本的编写、审定和戏曲工作者的团结教育等问题。　　1951年4月，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主席亲为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郑亦秋任京剧实验第一团编导科科长。参加了戏曲改进局召开的中国戏曲舞台装置座谈会，讨论研究建国初期戏曲舞台美术工作的若干问题。郑亦秋导演了《吕布与貂蝉》。　　1952年，郑亦秋先后导演了《关羽之死》(《荆州之战》〉和《牛郎织女》等京剧剧目。同年10月至11月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所属的剧团主创、导演并主演了《贵妃醉酒》、《将相和》、《三岔口》、《宋景诗》、《兵符记》和《白蛇传》等剧目。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会上，有23个剧种88台戏参加演出，盛况空前。　　1953年，郑亦秋导演了《周仁献嫂》和《鸳鸯泪》，并参与导演了由川剧改编的《柳荫记》。　　1955年1月，中国京剧院成立，梅兰芳任院长，马少波任副院长，阿甲任总导演，郑亦秋任导演组组长。5月，他与吕君樵合作导演了《白蛇传》。该剧于1960年赴加拿大温哥华第九届国际戏剧节演出，盛况空前。电视台实录了全剧并在美洲播放，深受欢迎。7月，导演了《蝴蝶杯》。　　1956年，郑亦秋为中国京剧一团、三团导演了《玉簪记》之后，又导演了根据古典小说《西游记》改编的《无底洞》。该剧失传近30年，是一出传统武旦戏的优秀剧目。公演后，很受观众的欢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新民晚报》纷纷载文评介、赞誉，为以后大型武旦戏的排演打下了良好基础。　　1957年，郑亦秋加人中国戏剧家协会，同时导演了《夏完淳》(《南冠草》〉，后因-而停排。　　1958年2月，郑亦秋与阿甲合作导演了《白毛女》，3月份在京公演，非常成功。全国各大报刊连续发表50多篇评论文章，对《白毛女》一剧给予了充分肯定和赞誉。此后，他又指导了《白云红旗》(《白云鄂博》〉、《五侯宴》、《桃花村》、《林海雪原》和《桃花扇》等剧目的排演。　　1959年，郑亦秋指导排演了《西厢记》、《穆桂英挂帅》和《杨门女将》。其中《杨门女将》公演后，观众、专家一致称赞，《戏剧报》、《文汇报》等载文评介。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影片，获得首届电影“百花奖”、戏曲影片奖和舞台、导演“百花奖”。该剧访日、赴台演出时，无不盛况空前。接着他又为北京京剧团导演了《赵氏孤儿》。《穆桂英挂帅》、《西厢记》和《赵氏孤儿》等剧列为国庆10周年献礼剧目在京公演。11、12月间，他又先后导演了《九江口》和《佘赛花》。这一年，他一共排演了12出新戏，同时为中央广播电台撰写《梅兰芳在〈穆桂英挂帅〉中的角色创造》一文，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后，在戏剧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60年，郑亦秋与阿甲合作导演《柯山红日》后，7、8月份出席第三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又导演了《初出茅庐》，并为北方曲剧院导演了《钗钏记》和为河南鹤壁市豫剧团辅导了《强项令》。1961年，他导演了《龙女牧羊》。1962年，他导演的《谢瑶环》被文化部列为导演优秀剧目，国庆13周年献礼演出时，又获剧本、演员、演出3个一等奖，红遍大江南北。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他与阿甲、李紫贵合作导演了《三打祝家庄》。1963年，郑亦秋先后导演了《强项令》、《梁红玉》、《春草闯堂》、《红色娘子军》和《西门豹》(《河伯娶妇》)等剧目。　　1964年6、7月份，郑亦秋出席了由文化部在京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中国京剧院推出《红灯记》、《红色娘子军》和《千万不可忘记》参加会演。郑亦秋参加此次会演的主创、主演工作，并为大会组织了创作经验交流和学术研究会。他导演的《红色娘子军》获得集体一等奖。《人民日报》、《人民画报》和《戏剧报》都文图并茂地刊评了会演剧目。　　1965年，郑亦秋导演了《山村花正红》。此时，全国“文革”已拉开了序幕，该剧只好半途而废。　　1976年粉碎“-”后，中国京剧团恢复了原来的建制，郑亦秋和全院的创演人员恢复了原职。郑亦秋焕发了青春，决心为振兴中国京剧大干一场。自1978年到1985年，郑亦秋先后独立或与他人合作，导演了京剧《蝶恋花》、《李清照》、《锦车使节》、《金锁恩仇》和《赵氏孤儿》等剧目，并受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安徽京剧团、湖北省沙市京剧团和辽宁省大连市京剧团的邀请，先后为他们导演了京剧《梁红玉》、《隆中决策》、《梅锁镇》和《杨门女将》，其中《梅锁镇》晋京演出获得好评　　1979年11月，郑亦秋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1983年，他口述了回忆录《艺术温故》，在《戏剧电视报》上全文连载。　　1985年，郑亦秋因年老多病，离开了导演舞台，在家休养。翌年，他还以72岁高龄，赴沈阳导演了《大破天门阵》。此剧出访香港、西欧演出时，盛况空前。　　郑亦秋不仅是一位戏剧导演艺术家，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戏剧教育家。他治学严谨，讲课深入浅出，绘声绘色，循循善诱。他自1961年以来，分别应邀为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讲《戏曲艺术问题》;张家口文化局戏剧导演短训班讲《导演艺术》;广州文化局戏曲培训班讲《〈蝶恋花〉的导演》;成都市文化局讲《导演艺术的若干问题》;北京文化局艺术干部讲习班讲《导、表演问题》;天津文化局戏曲导演训练班讲《戏剧导演艺术》;中国戏曲学院讲《京剧导演》;中国艺术研究院导、表演研究生班讲《京剧导演的职能》等。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讲了他撰写的《论戏曲行当》一文。他对导演艺术的独特见解和他的导演艺术成就，给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国戏剧导演艺术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40年来，郑亦秋导演和与他人合作导演的剧作共计50多部，这些剧目一直活跃在舞台上，常演不衰;有的剧目享誉中外，成为优秀的保留剧目。他的许多学生活跃在舞台上，成就卓著。　　郑亦秋同志于1994年9月7日，因患心肺病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81岁。人们为这位戏剧界将星的殒落而深感痛惜，纷纷在《人民日报》、《北京晚报》、《戏剧电影报》和《中国京剧》等报刊上载文悼念这位导演将星，缅怀他的业绩。　　(郑瑞敏)　　[以上内容由"canyue"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张玉法，祖居台儿庄涧头集，1935年2月1日出生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幼年时，正逢兵燹天灾，到处充满饥寒与恐怖。民无安宁之日，学无安定之时。抗战胜利后，他才有机会读小学。　　1948年夏，由于战争，峄县中学计划南迁，来涧头集招生。当时，张玉法才刚读完5年级课程，以同等学力报考被录取，接着随校南迁，最后到了澎湖。　　张玉法在台湾读中学整整6年，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并考入了师范大学史地系。　　在读大二时，张玉法协助同学撰写了中国历代战史史料。两年后，他参加中国历代战史的助编工作。这些都为他编书搜集了不少资料，并引起了他做研究工作的兴趣，他对“二十五史”的广泛接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因此，他决定毕业后报考研究所，并为报考写了一篇论文，题目是《唐藩镇考》，约4万字。　　张玉法师大毕业后，报考台大历史研究所未果。面临着就业问题，按规定，师大毕业后要分到中学实习一年。在师大历史系主任沙学竣的帮助下，张玉法进入省立基隆中学实习。实习结束，接着应召服预备军官役。　　报考台大研究所的失败，并没有使张玉法气馁，他又考入了政大新闻研究所。在读新闻研究所二年级时，他拟定了题为《先秦时代的传播活动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论文。在诸位老师的指导下，论文高分通过，并被推荐给嘉新基金会出版。在读政大新闻研究所时，为了生活，他仍在基隆中学任教。毕业后，他希望留在政大继续做大众传播史的研究，苦无机会。后以修习3年新闻课程的基础，报考新闻行政人员，结果以优等录取。但除花60元，换取了一个及格证外，却一无所获。万般无奈，他只好硬着头皮写了封自荐信，寄给曾经教授他中国近代史的近史所所长郭廷以，表示对研究近代史有兴趣，拟定某月某日带论文前往寓所拜见。郭廷以并未回信，他却按时前往。郭廷以并未让他进门，只说看看论文再说。一周之后，近史所来了通知。郭廷以约他面谈后，就安排他一个标点《四国新档》的工作。　　张玉法进入近史所的头几年等于学徒，做些档案标点、报纸剪贴、史料调查、口述历史访问等工作。郭廷以看他勤奋好学，便劝他利用余暇时间做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张玉法从此走上了中国史的研究道路。他研究的第一个专题是《清季的立宪团体》，欲透过清季立宪派的活动，了解现代中国的改革运动。论文写出，约30万字。郭廷以找人审阅后，认为可以出版，但张玉法觉得未有把握。就在这时，福特基金有资助近代史研究人员进修的计划，蒙郭廷以的推荐，张玉法就带着《清季的立宪团体》初稿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兼读学位。　　两年留美，收益匪浅。张玉法归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清季的立宪团体》整理出版。此时，他对这本书已具信心：一是对美国各大图书馆的藏书作了一次扫描，二是对中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作了广泛的了解。这本书是他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奠基，通过这本书以及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撰写的《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使他对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接着张玉法就着手对辛亥革命本身进行研究，题目定为《清季的革命团体》，从搜集资料到撰写成册，花费了3年时间，约40万字。此书于1975年出版。后不久，应李国祁、张朋园之邀，参加了《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研究1860—1916年间中国沿海、沿江各省的现代化发展)课题的研究工作，张玉法承担山东省的研究工作。他虽是山东人，但生长在内地农村，离开山东时不过14岁，对山东的印象不深。但每个人对自己的乡土都有潜在的兴趣，既然有机会研究，那是责无旁贷。在研究过程中，张玉法又产生了新的思想，便约同陶英惠、赵儒生等人，与山东-学校的老校长杨展云函商，请李国祁号召同学、同乡捐资办文献。在各界同乡的大力支持下，由张玉法等人主编的《山东文献》季刊于1975年6月20日创刊，现已刊行逾百期，发表文章逾千万字。　　张玉法同其他参加《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的人员一起，通过3年半的辛勤努力，分别完成了对粤、闽、浙、台、苏、鄂、湘、川、鲁、冀和东北三省等13个省区的研究。之后，由张玉法主持，依据1860—1916年间的区域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广泛探讨全国性的现代化的问题，包括工业、农业、交通、军事、行政和社会等方面。他本人所研究的题目是《近代中国的工业发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于1982年2月出版。美国《亚洲学报》发表了研究济南市的著名教授包德威的长篇书评，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人，大都有写书、编书和译书的经验。张玉法所写的第一本书，是他在政大新闻研究所的硕士论文《先秦时代的传播活动及其对文化与政治的影响》，于1966年由嘉新基金会出版;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北伐到抗战的报业》，收在1967年政大新闻研究所出版的《中国新闻史》里。此后，因为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又在各大学兼课，编书和译书的机会更多，有些是研究近代史所例行的工作，有些则是业余的兴趣。但张玉法认为，专著和论文大部分是象牙塔里的东西，读者群很少，社会影响不大，就利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写教科书，先后撰写了《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史》、《中国现代史略》等书，获得较大的社会反响。他在教学中感到学生课外读物不足，讨论问题和写研究报告很吃力，就决心编一套《中国现代史论集》，约王克文、朱云汉帮忙，分别搜集材料，请人撰写或翻译论文。多方努力，几经周折，10辑书出齐，费时3年。在此期间，张玉法还把历年发表的有关史学方法和观念的文字编集起来，题名为《历史学的新领域》。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他还曾与李又宁博士合编了《清季革命期刊叙目选辑》和《清季立宪期刊叙目选辑》。李又宁博士还把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中的一节《妇女—新生的社会力量》译成英文，发表在她所主编的杂志上。　　学术会议是推动研究工作的媒介。张玉法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提交论文，广泛交流。1978年3月，张玉法与吕实强、张朋园应亚洲学会的特别邀请，代表近史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计划》的同仁，前往该会报告研究成果。1982年，他与秦孝义等4人受亚洲学会之邀，参加其年会中特别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讨论会。这次是海峡两岸学者第一次面对面地讨论问题，影响较大，海内外传媒争相报导。他先后提交的论文有《20世纪初年中国的农业改良》、《学者对清季立宪运动的评估》、《光复会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和《20世纪初年的自由主义运动》等。　　1975年8月，张玉法接任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所长的职务。他的治所理念主要有4点：其一，延聘高学位、训练优良的人才;其二，注重人事编组，请热心同仁共同推动;其三，学术标准国际化;其四，让同仁开拓自己的研究空间，在行政上给予最大的支持。他任6年所长期间，大体依照上述的观念，使近史所大有发展。而在推动所务之暇，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从不放松，6年出版专著3种、论文30余篇、书评5篇，出版套书3种。　　张玉法于1991年8月卸职所长，专任研究工作。1992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第19届院士。　　张玉法对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非常重视，自1989年起多次来大陆，除省亲以外，或参加学术会议，或应邀演讲，或拜访学术机构。1990年8月3日至6日，参加了在孙中山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举行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1993年4月8日，参加了在他的家乡台儿庄举办的台儿庄大战胜利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均提交了研究论文。他说:“研究中国现代史是个大课题，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海峡两岸的学者必须携起手来，开通风气，广泛交流，多出版研究成果，使海峡两岸真正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心。”　　[以上内容由"松哥"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徐吉田(1966—1985)，台儿庄区侯孟兰后楼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1981年初中毕业后在家务农，1983年12月加入共青团。1985年1月，自愿报名应征入伍，任解放军某部报话员。同年3月随军开赴云南边防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徐吉田早在孩提时代，就爱听父亲讲运河支队打仗的故事，在幼小的心灵里开始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上学后，每逢清明节，老师带着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基时，他都要亲手制作一个花圈放到烈士墓前，然后记下每烈士的英雄事迹，勉励自己好好向先烈学习。入伍后，处处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刻苦学习钻研军事技术，在新兵训练中取得了全优成绩。在云南边防前线的临战训练中，他被调到营里参加报话集训。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山上背密语，中午和下午就苦练沟通联络。在集训毕业考核中，他以通讯报话全能的优异成绩，名列全队第一名。在步兵战术技术训练中，进行负重越野训练时，他以负重100斤，每天跑15公里的成绩练成了全营有名的"飞毛腿"。　　1985年4月，部队进入防御作战，徐吉田随四连一排长来到连防御最前沿。这里三面受敌，敌我阵地直接对峙，最近处只有30米。唯一的一条通道，被越军的狙击步枪-着，常常几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隐蔽警戒在潮湿的小山洞里。而他在日记中却表达了"为了使老人欢度晚年，为了使同龄人安居乐业，为了婴儿不被炮火从摇篮中惊醒，我甘愿把天下苦吃尽"的坚强决心。　　1985年5月31日，越军向四连阵地发起了轮番进攻。徐吉田以他那娴熟的报话技术，迅速向上级报告了情况，及时呼唤炮火拦阻射击，将敌人击退。7月19日，敌人再次发动疯狂反扑，战斗一直持续了五昼夜，他两眼熬得血红，困得头发晕。但他以"头悬梁"的办法保持精力集中，忍受着身负重伤的痛苦，度过5个日日夜夜，把战斗情况及时传到指挥部，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12月2日，四连在拔除敌人嵌入我防御地域内"A"高地的战斗中，他机警地击毙2名越军。当洞内敌人凭借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我突击队员伤亡严重的严峻时刻，他拿起报话筒，呼喊我火力压制五号洞口，并和副连长一起前去炸洞。途中，副连长牺牲，徐吉田头部和背部也受了重伤。他双手紧抱着报话机，躺在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忍痛把战斗情况报告上去，把上级的命令传达下来。越军以数倍兵力向我阵地反扑，在千钧一发之际，徐吉田毅然向我炮兵呼唤"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五号洞终于被攻下来了，高地收复了，而徐吉田却为报效祖国献出了年仅19岁的宝贵生命。　　徐吉田在对越防御作战中，随连队一直坚守在"A"阵地上，连续3个月不下火线，先后参加大小战斗10余次。每次战斗，他都以熟练的报话技术，及时准确地向上级汇报战况，迅速而无误地呼唤我炮火轰击越军达40余次，协助我指战员打退和粉碎敌人60多次偷袭与进攻，只身歼敌8名。　　为表彰徐吉田的英雄事迹，部队党委根据他生前愿望和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员，并给他追记一等功。　　[以上内容由"含羞草"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贺敬之 (1924～)　　笔名艾漠、荆直。山东枣庄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贺窑村人。中共党员。1942年毕业于延安鲁艺文学系。历任鲁艺文工团创作组成员，华北联大文学院教师，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主任，《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三、四届理事及第三届副主席、-书记、第五届名誉副主席，中国剧协第三、四届常务理事，中共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全国第七届人大常委。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贺敬之文集》，诗集《放歌集》、《贺敬之诗选》，评论集《贺敬之文艺论集》、《贺敬之谈诗》，长诗《回延安》、《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组诗《乡村的夜》，歌词《南泥湾》等。歌剧剧本《白毛女》（参加执笔）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　　半个多世纪以来，贺敬之以自由体新诗创作起步，以新歌剧创作成名，以政治抒情诗的创作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这是一个真诚而坚定的革命者的道路，一个质朴刚毅的战士的道路，一个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革命剧作家、社会主义诗人的道路。　　[以上内容由"猪笼鸡"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王继美(1919—1946)又名王瑞庭。枣庄市郭里集乡前小湾村人。汉奸。1939年参加中共在临、郯、费、峄四县边区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受训，结业后派往党领导的朱玉相部任排长。 1939年底部队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峄县支队，在二中队任排长。 1941年1月，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形势恶化，他丧失抗日胜利信心，带领全排战士28人携轻机枪1挺、 步枪26支投降了敌人，编进汉奸杨贵岭部，先为峄县第三警备大队第三中队长，并兼任税郭乡伪乡长，驻防税郭，不断配合日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成为日军枣庄据点东部的屏障。1943年，任伪峄县第三警备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三中队长。 1944年杀人血案有40起之多。1945年2月13日，指挥伪军围攻黄山涧村， 杀害抗日民兵11人，全村房屋被烧光，烧死牛羊200余头，抢走粮食6000余公斤。 同年4月，洗劫玉皇庙、楼子、曹崔、东西马庙等十余村庄。由于-有功，被日军委任为峄东剿共司令，队伍已达千余人，成为枣庄峄县地区最有实力， 最顽固的汉奸武装。1945年8月，日军无条件投降，王继美率队进驻枣庄，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他威逼枣庄0，为其制作军衣，0会长周灿章有异议即遭杀害。由于王继美横征暴敛使枣庄众多商人倾家荡产，市场萧条，民心惶惶。10月3日凌晨4时， 王继美出动全部兵力，在日军200余人支援下，围攻山东军区警卫第九旅第十七团驻防官地的部队，杀害十七团四、九两连干部战士5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官地惨案”。1945年底，王继美任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第三十二纵队司令。 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签订以后，不断向解放区挑衅，开枪开炮，甚至施放毒瓦斯， 使解放区军民死伤60余人。3月，派人夜袭郭里集，杀害妇联主任崔成芝。5月21日下午6时，派便衣特务伪装市民殴打中共二十二执行小组谈判代表甘重斗致重伤， 破坏停战协定。 5月22日枣庄10万市民与鲁南解放区6万工会会员、3000名铁路职工联合电呈山东军政-，恳请陈毅军长、黎玉主席下令，迅速消灭王匪， 为民除害。1946年6月9日下午5时，山东野战军第七、八两师奉命发起对盘踞中兴公司王继美匪帮的进攻。王匪部队因抵不住我军的猛烈进攻，遂向西突围，逃跑至黄风口时被击毙。《大众日报》于1946年3月30日载文，揭露了王继美投敌后的种种罪行。　　[以上内容由"afqomnm"分享。]

(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赵静波(1909—1941)，号滢新，台儿庄区马兰屯乡赵家庄人。祖父赵常增，清朝廪生，文学著于峄南，1910年参加同盟会。父亲赵克镇法政大学毕业，曾任地方自卫团三营营长，致力于缉盗安良，保障乡里。　　赵静波童年时勤学好问，成绩超群。及长就学于峄县高等小学，1925年考入济南育英中学。1931—1937年夫妇均任教于峄县县立高等小学校。1938年日军侵占枣台地区后，中共鲁南地委为了开展峄南地区的抗日工作，特派纪华(后任运河县第一任党委书记)带着朱道南的介绍信到赵静波处，遂于同年10月介绍赵静波参加中国共产党。赵静波遵照党的"秘密发展组织、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成立了马兰屯乡第一个党小组，到1939年底，发展党员50多人，建立了赵家庄、前大河崖、道庄、欢墩、夹坊、姜庄、柳巫等党支部。　　在发展党组织的同时，积极组织革命武装。赵静波利用各种方式，筹集到步枪10余支，又与贾口村黄介璠、东张庄张中典以及黄口、刘庄等村联合起来，成立了名为看家自卫的常备队，驻在赵家庄。　　为了扩大抗日力量，赵静波通过各种关系，联络国民党游击队孙业洪部、地方武装龙传道部，说服五O游击队黄僖堂部不与抗日武装搞磨擦，使马兰屯一带曾一度出现了联合抗日的局面。峄县抗日民主政府遂将这一地区建置为第五区，任命赵静波为区长。　　1939年底，日伪军的统治力量加强，下乡扫荡逐渐频繁，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大部分撤走，一部分投敌。这时，赵静波通过说服工作，使五O游击队孙景玉部100多人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中来，以常备队为骨干，成立了区中队，赵静波兼任中队长。1940年冬季，区中队与运河支队的一个营转移到峄县西南弯槐树村，日寇集结了徐州、贾汪、韩庄、薛城、枣庄、峄县、阴平、古邵等八九个据点的1000多日伪军进行围剿。赵静波等人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两天两夜，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抗战精神。　　1941年冬，我抗日根据地黄邱附近的唐庄村抗属周德修家被抢劫。此时，身为峄南县第一科科长的赵静波与西区区长丁瑞庭配合，抓获了8名抢劫的匪徒。当天夜里和警卫员住侯孟村，被敌特发现，台儿庄日军配合贾汪的日、伪军二三百人，天刚拂晓即将侯孟村包围，赵静波突围至村外柏树林内利用坟头、树干作掩护，连续击毙进犯之敌多人，当枪中只剩一粒子弹时，众敌蚁聚，四退无路，遂以身殉国，时年32岁。运河县政府礼葬他于黄邱山东坡上。1983年11月15日，经中共台儿庄区委同意，将其迁葬于赵家庄祖茔。　　[以上内容由"13266"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