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崇福寺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崇福寺创建于唐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辽时曾作为林太师衙署，亦称林衙院。辽统和年间改名林衙寺，金天德二年（1150年）题额“崇福禅伟”，建筑壮丽。现存山门及观音、弥陀、地藏、文殊诸佛殿，并有藏经阁、钟鼓楼等。布局严谨，主次分明。藏经阁位居殿前，为他处所罕见。弥陀寺，是规模较大的金代建筑。殿内金代塑像壁画保存完好。福州崇福寺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郊北岭象峰南麓，距市区约8公里，该寺创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初名“崇福院”，建筑规模较小，后遭废圮。　　 概况　　 崇福寺位于朔州市朔城区东街北侧，是一处规模宏敞，殿阁群居的古寺庙。崇福寺坐北朝南，外观古朴、庄严，门前雄狮端坐，寺内，殿阁五重，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17米，面积23400平方米。崇福寺创建于唐代麟德二年（公元665年），由唐代大将军、朔州人、鄂国公尉迟敬德奉旨建造。到辽代，寺被改为林太师府衙，后又改为寺庙，取名林衙寺。金代熙宗年间，寺庙扩建，大兴土木。金代天德二年（公元1150年），金朝海陵王完颜亮题额“崇福禅寺”一直至今。　　 崇福寺，有山门、天王殿、钟楼、鼓楼、千佛阁、文殊堂、地藏殿、三宝殿、弥陀殿、观音阁等。寺内，金代建筑、塑像、壁画保存完好，是一座历史价值较高的古代寺庙。　　 弥陀殿是崇福寺主殿，是寺内最大的殿堂，始建于金代熙宗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距今已有850多年历史。弥陀殿高大宽敞，殿顶绿色琉璃剪边，殿内前檐隔扇、窗棂花典雅、精美，是中国现存的一处保存完整的金代作品。佛坛上，有“西方三圣”坐像三尊，主像两侧，有胁待菩萨4躯，金刚两尊。这些塑像皆为金代原作，塑法古朴、精美。殿壁，壁画面积达340多平方米。壁画描绘了佛教讲经说法的场面。　　 观音殿，位于弥陀殿后，是崇福寺内最后的一座殿堂。殿内有塑像三尊中为观音菩萨像，左为文殊菩萨，右为普贤菩萨，为明代原作。　　 崇福寺，存有唐、宋、辽几代石造雕像和不少出土文物，艺术价值极高。　　 值得一提的是，朔城区崇福寺内有一座珍贵的宝塔——千佛塔。现在，塔身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塔顶在崇福寺。　　 这座北魏千佛塔曾被日本掠夺，塔顶被爱国人士隐藏，日版战败后将其交还中国，被存于台北历史博物馆，佛塔从此身首异处。　　 北魏曹天度千佛塔，它至今也两岸分存。石塔原存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弥陀殿内，由基座、塔身、塔刹三部分组成，系北魏天安元年（466）宫内小臣曹天度为亡父颖宁、亡子玄明在平城（今大同）所造。 　关于此塔，奥地利格拉兹大学艺术史学院海因里希·格哈德·弗兰兹教授曾这样评价：“它对我们研究中国早期佛教和造塔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然而，它的命运也多舛。1937年9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朔县后，发现了这座石塔，欲将其掠走。装箱时，被当地老百姓发现，冒着生命危险将塔刹藏匿起来，但塔座和塔身还是被日军掠走了。后来，塔刹交还给了崇福寺文管所，留在朔州。而塔座和塔身，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交还我国，后被运往台湾，现存台北历史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北魏曹天度石塔身首分离，已有70余年，所幸保存完好。已故史学家史树青先生曾说：“从这一石塔的曲折经历，我们可以看出祖国近代历史的一个侧面，塔身在台湾，塔顶在山西，身顶异处，不能璧合，实在是一件憾事。” 　其实，类似的分离，还有许多。它们共同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悲欢离合，令人唏嘘。 　-在谈《富春山居图》时说：“希望两幅画什么时候能合成一幅画”，我们也期盼北魏曹天度石塔这一国之瑰宝，能有身首复位、重现真身的那一天，期盼本是同根生的文脉早日相融、接续。　　寺内布局　　 崇福寺一进院正面这座5楹大殿叫天王殿，也叫金刚殿，原来内供四大天王及两金刚，现塑像已无存，辟为文物展览室，不定期搞专题展览。　　 崇福寺二进院这座面阔5间，进深3间的二层0叫千佛阁。明代以前叫藏经楼，明代重修后阁内周设千尊佛像，遂更名千佛阁。千佛虽已不存，但名称沿用至今。正面弥勒佛像和佛后的木制0模型。佛像为铜铸，高约1米，是崇福寺传存的明代作品。后面这座三檐双层0，高约4．5米，结构精巧，造型别致，据传是明代仿唐代这里的大藏经阁式样而作，观赏和研究价值都很高。东西两侧的造像。东边7尊是砂　　 岩造像，高1米左右，是从朔州南榆林乡旧庙遗址0土；西边7尊为贴金檀木造像，计有1佛4菩萨2罗汉，是朔州西山名刹神应寺遗物。　　 崇福寺三进院落左右相对的这两座面宽5间的配殿，东边是文殊堂，原内供文殊菩萨和十八罗汉，西边是地藏堂，原内供地藏二正菩萨和十大阎君，现二堂塑像均无存，辟为文物陈列室。值得注意的是，按照佛寺惯例，如果东侧为文殊殿，西侧该是普贤殿；如果西侧为地藏殿，东侧应为观音殿。而这里却是文殊殿与地藏殿相对。　　 崇福寺四进院正北便是崇福寺的主殿弥陀殿，面阔7间，进深5间，建筑面积约937平方米，通高21米多，其中月台高约2米，大殿净高19米有余。弥陀殿建于金皇统三年（公元1143年），是中国现存辽金时代三大佛殿之一（另外两座在大同和辽宁义县），也是寺院精华所在。弥陀殿的匾额、塑像、壁画、雕花门窗、脊饰琉璃被誉为“金代五绝”，下面我们逐一欣赏。　　 正面檐下“弥陀殿”竖匾是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原物，笔法纯熟，字体遒劲，至今已历800多个春秋。　　 大殿内佛坛横跨5间，设像9尊。“西方三圣”端坐主位，中为弥陀佛，东为观音菩萨，西为大势至菩萨，3尊主像仪态雍容华贵，面部端庄恬静，气度超凡脱俗。主像两侧4尊立像为胁侍菩萨，坛前两隅为0金刚，俗称哼哈二将。9尊塑像共居佛坛，主次分明，高低大小错落有致，组成一个和谐协调的整体。塑像虽经明代重装，但造型、躯体、面容、衣饰仍保持金代原塑风骨，是难得的金代塑像精品。　　

马邑汉墓群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介绍:　　 马邑汉墓群分布于朔州市朔城区四周20公里以内范围。朔城区现址是秦汉马邑城的一部分，地处雁门关外，为中原地区通往塞外漠北草原的必经之路。南部通过阳方口、雁门关可达中原，北有腊河口、刘家口可达平城（今大同市），西南有大水口、北岔口直达黄河。历史上胡人的南侵掳掠，汉人反击围剿，均以该地区作为重要的进攻和防守目标。尤其在汉代，这里是重要的关外军事重镇。那些守卫边关的将士死后大都埋葬在这里，形成这一带地区密集的汉代墓葬群。　　 该墓群由许多较为集中的墓葬群组成，以汉马邑故城周围5公里以内最为密集，其他墓群则分布于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隘口附近。70年代以来，由于平田整地等农田基本建设，原有封土大多铲掉，现今尚有大型封土近150处，分布于三青梁至照十八庄村一线，祝家庄村到牛家店村一线，南关到水泉梁一线，南邢家河村到白庄一线。1982年以来，由于汉马邑故城东北4公里处开辟平朔生活区，在地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通过考古钻探，共发掘战国至东汉时代的墓葬220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1700余件。现存封土呈圆锥体和覆斗型两种，这些封土堆夯层明显，厚度在5—20厘米，高度在2—20米之间，底边周长20—200米左右。马邑汉墓群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西朔州市

朔州峙峪遗址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峙峪遗址(第一批省保)　　时代：旧石器　　地址：朔城区峙峪村附近　　遗址描述　　峙峪村位于大同盆地西南朔州黑驼山东麓，桑干河上游的支流峙峪河绕村而过，西、北、南三面由群山环抱，东面是广阔的桑干河平原。遗址就在峙峪河与小泉沟汇流处的一个孤立的岛状沙丘中。　　遗址面积南北长100米，东西宽15米。1963年调查发现并进行局部发掘。发现的遗物有:人类枕骨一块，石制品15000多件，烧石和烧骨等多块，装饰品1件、各类动物牙齿5000余枚。该遗址以细小石制品为主要特征。时代属晚更新世，经C14测定，距今为28945±1370年和28135±1330年。　　峙峪遗址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骨器和装饰品。出土石器有：尖状器、雕刻器、刮削器、石镞等两万余件。制造石器的原料有脉石英岩、硅质灰岩、燧石、火成岩等。石器主要是小型的，大型石器极少，砍砸工具罕见。此外，发现了细致打击成的骨尖状器，其它一些打制痕迹清楚的骨片，也可作为某种工具使用。还有1件可以反映磨制钻孔技术的扁圆形石墨装饰品。　　与灰烬、石器、烧骨共存的动物化石，有的往往密集成层，大多为单个的动物牙齿，总数达5000余颗，还有大量被人工击碎的兽骨片。哺乳动物化石中最多的是野马，至少代表120个个体，野驴88个个体，显然这两种草原动物是当时人们猎取的主要对象。　　峙峪遗址是华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对研究旧石器晚期文化及细石器文化的起源，将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遗址研究遗址发现　　据C14同位素年代测定，峙峪遗址的绝对年代距今约2.8万年。遗址的出土文物非常丰富，石制品约15万件，还出现了比较进步的间接打制产品，如扇形石核和小石叶。有一件石墨做成的穿孔装饰品，光滑的一面和边缘都经过磨制，磨擦痕迹很清楚，它表明远在2.8万年前，钻孔和磨制技术已在中国出现。同时，这些石器标志着典型细石器雏形和复合工具的诞生。通过对峙峪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研究表明，发现在面积不大的发掘范围内有众多的马类猎获品，实为旧石器遗址之罕见，因此峙峪人又被誉为“猎马人”。峙峪人以弓箭和棍棒捕获这些草原动物，从事以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创造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最为出色的的猎马人文化。　　遗址历史　　山西旧石器晚期后一阶段文化，是中国最具代表的几个细石器文化之一。它是由近20个地点构成的遗址群，散布于中条山主峰历山东麓的山间盆地边缘。因沁水县下川附近发现最为丰富，被命名为“下川文化”。据C14年代测定，距今约23000～16000年。山西境内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除下川遗址外，还有1964年在吕梁山西麓的黄河东岸地区发现的“薛关遗址”(在蒲县薛关村昕水河右岸)、1980年发现的“柿子滩遗址”(在吉县清水河畔)，以及偏关县及与其接壤的内蒙古准格尔和清水河一带的数十处地点。它们距今时代大致相同，约13550±150年，文化面貌也基本一致，石器的加工技术和形制风格与下川文化也都有或多或少相近之处。但是，它们出土的典型工具是各式各样的尖状器和刮削器，这说明当时的人类已掌握了修整兽皮、缝制兽皮御寒的技能。最有价值的是，在柿子滩遗址发现了两幅山西迄今发现最早的岩画，均以赭红色赤铁矿粉末涂绘而成，一幅为裸体女性图，一幅似狩猎格斗图或舞蹈图。这一发现，说明当时的人类已有了用图画形式反映生活的要求，有了丰富的精神文明生活。　　遗址化石　　峙峪遗址位于朔州城西北15公里的黑驼山脚下，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中国科学院1963年发现。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除发现大批细小石器和大量动物化石外，还发掘出数百件有刻划痕迹的兽片和一件人类初期的武器——石旋。　　1963年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工作者在朔城区峙峪村北的黑驼山脚下，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这处遗址距今约两万八千年，1965年被确定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峙峪遗址是20世纪60年代我国发现的一处较大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这处遗址以出土大批精巧的细小石器和伴随大量的哺乳动物遗骨而著称。在两万多件人工砸击过的碎骨片中，有数百件留有清晰的数目不等的直道。　　专家们根据兽骨片的刻划痕迹推测：在文字发明以前，这很可能是人类最早使用的计数符号。在峙峪遗址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文化层中的两个灰烬层。下面的灰烬层0土了一件有较为复杂图像的骨片，骨片刻划痕迹十分清楚，易于辨认，显然是峙峪人有意识的骨雕。峙峪遗址出土了一件石墨磨成的钻孔装饰品，这说明峙峪人相当进步，已能使用技术很高的石制工具。另外，在这里亦发现一件石镞，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武器，证明当时人类已发明了弓箭。全部出土遗物告诉人们：当峙峪人在这里生活之时，山上森林茂密，丘陵灌木郁闭，平川草肥景胜，河里鱼游水涟。当时生活在峙峪一带的动物有羚羊、野马、野猪、鹿、鸵鸟等。峙峪人猎食最多的是野马，所以峙峪人也称“猎马人”。　　在峙峪遗址还发现一块人类枕骨化石，通过对枕骨化石特征的分析而推断：峙峪人早于山顶洞人，但晚于山西丁村人，距今至少有十万年的历史。这表明，他们十几万年前已经开始劳动。生活和繁衍在朔州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峙峪文化属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周口店第一地点、许家窑遗址、峙峪遗址这一代表华北旧石器文化发展进程的极其重要的组成环节，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产生的基础。峙峪遗址的发现，为中国考古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科学资料，为研究亚洲、美洲旧石器时代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这说明在“许家窑人”后，人类在桑干河流域日益发展和昌盛，标志着中国史前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1963年发现于朔县的峙峪村，距今约2.8万多年。发现有人类枕骨化石一块，野马、野驴、水牛、羚羊、披毛犀、虎、狼等脊椎动物化石5000多件，骨器和细小石器3万余件。其中石箭镞的出土，说明峙峪人已经发明了弓箭，这是人类改进工具增强征服自然能力的重要标志。峙峪人是许家窑人的后代，他们在体质形态上，已经和现代人相似，社会组织上，已经进入了母系氏族公社初期。　　化石研究　　通过对动物化石的综合鉴定得知：在峙峪动物群中有蹄类所占的比例最大，种类上占70%，数量占95%以上，构成这一动物群的主要部分，其中典型的草原动物有蒙古野马、野驴、普氏羚羊、鹅喉羚等。　　在我国，蒙古野马最早的化石记录见于丁村遗址。据现代动物地理资料，蒙古野马是一种喜冷的草原动物，分布在阿尔泰山以南、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及玛纳斯河流域，沿乌伦古河向东分布到北塔山附近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科布多盆地，较我国更新世晚期的分布区的已知南界（襄汾丁村）在纬度上北移了9?左右，年平均气温相差约10℃。　　根据动物群的性质分析，峙峪遗址的地质时代应属于更新世晚期。峙峪人当时的生活环境是草原与灌木草原地带，气候比现在冷一些，且较为干燥，冬夏的温差相当大。在这种环境下，“峙峪人”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只能是狩猎，峙峪遗址中发现大量的动物骨骼便是有力的证据。　　对峙峪遗址动物化石的研究表明，马类动物占到了食草类动物的90%以上，初步统计至少有120匹野马，88头野驴。如此众多的马类动物化石发现于面积不大的发掘范围内实属罕见，显然这些野马、野驴并非自然死亡。考古学者们断定，“峙峪人”的认识能力和狩猎水准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他们在长期的狩猎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懂得根据兽类生存情况，较集中地捕猎一、两种动物。贾兰坡先生在发掘报告结语中称峙峪一带的原始人类为“猎马人”，后来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　　使用弓箭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峙峪遗址中，发现了我国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一件石镞。可以推断，“猎马人”已发明了弓箭，这是前所未有的武器，等于把手延长了几十米，在当时来说是最有威力的狩猎工具。弓箭使狩猎的范围扩大，提高了捕猎的效率，从而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峙峪石镞以燧石为原料，用非常薄的长石片制成，前锋锐利；一侧边缘经过很精细的加工，另一侧保持石片原有的锋利刃缘，只在靠近尖端的部分稍加修理，以使尖端更为周正；与尖端相对的底端左右两侧均经加工而变窄，状似短短的镞铤。如此典型、精致的石镞，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中尚属首见。　　我国古代传说羿为颛顼的后裔，以善射著称。又有“羿射九日”的神话，赞美羿的伟绩。于是后人就把弓箭的发明也归功于羿。比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的《势备篇》载：“羿作弓弩”。其实弓箭真正的发明时代，比传说中羿的年代更为久远。-　　从石镞的加工精细程度看，人类最初使用弓箭的时代，还要比这早一些，至少在距今3万年以前。原始弓箭是用竹木制造的，极易腐朽，很难完整保存至今，所以在考古发掘中往往只能见到镞，而见不到弓。-　　就弓箭的基本结构来说，虽然只有弓、弦、箭三部分，但是其中包含的技术知识却相当丰富，不仅涉及多种材料的选定、多种方式的加工和多元联结的技术，而且还有一定的弹力形成和箭体飞行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弓箭的制造技术是原始社会人类经验和技能的结晶，是原始军事技术的最高成就。弓箭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比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它许多发明……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石刀石锯　　峙峪遗址出土的“斧形小石刀”，应是我国现知时代最早的一件打制石刀。该石刀用半透明的水晶制成，有宽约三厘米的弧形刃口，两平肩之间有短柄状呈凸形的突出。整个器型规整而小巧，精致而美观，以前在我国旧石器时代遗址中还未曾发现过这一类型的石器。考古学者推测，小石刀应为切割猎物之用。它在使用时很可能装有木柄或骨柄，与该遗址所出的石箭头同是我国早期复合工具的代表。-　　在峙峪遗址中还发现了我国称得上锯的最早遗物。这类“石锯”由刮削器发展而来，是把薄石片的一侧边缘修理成锯齿状刃口，敲击出来的刃缘比较均匀，刃口薄而锋利，当锯使用是很可能的。这类“石锯”既可以锯截，又兼作刮削之用，因此，考古学家在峙峪遗址的发掘报告中，称之为“单边刃刮削器”。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一直公认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工匠鲁班，并将他发明锯的过程讲述得绘声绘色。其实这是由于锯的产生太久远了，史前时期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后世的人们便将锯的发明归功于所能追溯的最早的能工巧匠身上，正如把找不到发明者的车船、房屋之类均推原到人文始祖黄帝一样。　　石墨装饰品　　在出土的文化遗物中有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这可能算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品。还发现一件骨制尖状器和许多有刻划条痕的骨片。“如果确属人工刻划的符号，那就使我们联想到传说文字发明以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都不会是无稽之谈，而是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产物。”（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裴文中先生高兴地说：“峙峪骨片表明中国旧石器艺术已初露端倪！”（《考古寻踪》，山西人民出版社）　　3研究表明-贾兰坡先生认为：只有把峙峪遗址放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系列中来观察，才可以充分理解它的意义。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其中之一是“匼河——丁村系”或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类型的大砍砸器；另一个系统就是“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简称“第一地点—峙峪系”），或称为“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其基本特征是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作多种类型的细小石器。“第一地点—峙峪系”在华北分布很广，这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系统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文化的先驱。峙峪遗址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是北京人文化与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并为亚洲、美洲细石器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按照贾兰坡先生的说法，中国以及东亚、北亚和北美的细石器，总的来说属于同一传统。虽然可以把这一传统的细石器的起源，追溯到北京人时期，但和“中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细石器文化最接近的却是峙峪文化。在峙峪文化的组合中不仅见到有在细石器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石镞、拇指盖状刮削器等，还有扇形石核。峙峪的扇形石核，虽说没有“中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细石器文化中的典型，但已初具规模。在峙峪文化遗址中还见到代表细石器文化特征的长石叶，这是我国所见到的最早的用间接法剥落的石叶。　　“第一地点—峙峪系”石器传统是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狩猎型经济类型的文化产生的基础，是这一经济类型的人们对生产工具特殊要求的反映。在细小石器传统中，与狩猎有关的工具占主体，其经济生活当以狩猎为主，辅以采集。　　从细石器文化在中国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生活的大致轮廓。我国北部、西北部和东北古代的一些氏族，是以细石器为共同特征的。他们绝大多分布在沙漠草原或高山地带，最初过着以狩猎为主，以采集为辅的经济生活，从狩猎活动中逐渐学会了驯养畜群，产生了畜牧业；为了长期饲养畜群，需要储备饲料，于是又从采集发展出原始农业。在新石器时代特别是稍后的阶段里，我国北部地区广泛出现了细石器和石锄、石斧等农具的混合文化，是亦猎（包括驯养家畜）亦农的标志。　　

梵王寺墓群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介绍: 　　 梵王寺墓群位于朔州市朔城区西南25公里处的梵王寺乡梵王寺村附近3公里以内范围。亦即汉初楼烦县放城的近郊。这里紧靠阳方口，与宁武关相望。70年代以前，西起照壁山之巅，东到恢河西岸，西汉至北朝时代的墓葬封土星罗棋布。后因村民整地平田，原有封土大部铲平，成为良田耕种。现存明显封土21处，分布于梵王寺、水泉梁、趄坡、梨元头四村之间，封土均呈圆锥体，残高2—7米，底边周长20—100米。　　 这批墓葬与楼烦故城紧密相关，生活在这里的汉代先民一定给我们留下许多难以估计的宝贵资料，有待于将来的发掘和研究。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山西朔州市

　　平朔煤炭工业公司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露天煤炭企业，组建于1982年，是全国国有特大型企业512户之一。1997年6月原煤炭工业部将其纳入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是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直接管理着一个生产经营矿（安太堡露天煤矿），拥有并管理着一个开发建设矿（安家岭露天煤矿），一个规划矿（东露天煤矿）和若干专业化公司。企业员工约1万人，总资产约110亿元，2001年外运商品煤1700万吨，出口精煤900万吨，出口创汇2.6亿美元。产品有洗精煤、洗混煤、洗原煤三大系列十多个品种，出口精煤行销欧亚17个国家和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煤生产和出口基地。

桑干河湿地风景区为国家水利风景区。　　朔州市桑干河湿地水利风景区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境内，依托桑干河干流河滩湿地、东榆林中型水库、泥河大坝、灌区、天然泉域等形成，具有多种类型的水利风景资源，总面积1.8万多亩。　　桑干河湿地生态水利风景区是朔州市公益性景区，随着风景区的建设，周边整体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城市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风景区已成为朔州的自豪和标志，其影响力已远播省内外，成为朔州城市建设、招商引资和改善投资环境的“名片”。　　随着环境的不断改善，景区久违的水生植物又开始生长，成群的水禽来此栖息。经过几年的规划建设，景区现已是“园林耸翠、惠风和畅、碧波荡漾”，集休闲、度假、娱乐、游憩、文化、体育活动于一体。特别是最近经权威单位探测，确定在景区内可建45℃以上温泉自流井，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对人体保健有益，更加增添了景区亮点和内涵。　　该景区风景资源丰富，生态保护良好，芦苇、水草、湿地共1000多亩，大型岩溶泉群有100多个泉点，有的自喷水柱达2米多高。唐朝尉迟恭建功地及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诞生地均在景区。

朔州塞北革命烈士陵园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塞北烈士陵园位于朔州市朔城区金沙植物园西侧。为纪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塞北英烈，陵园于1949年始建，2006年整体搬迁建设。陵园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有大门、塞北人民英雄纪念碑、塞北革命纪念馆、广场、烈士墓区等。塞北革命纪念馆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馆内设序厅、抗日战争厅、抗战惨案厅、解放战争厅、革命英杰厅、告慰英灵成就厅等，陈展面积3700平方米，展出照片800余幅、革命文物300余件，集中展示了塞北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光荣历史和峥嵘岁月。陵园是山西省省级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

朔州城墙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朔州城墙　　朔州城墙(第三批省保)　　时代：北齐　　地址：朔城区古北大街以南　　朔州秦时称马邑，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在此筑城养马，抗击匈奴。古城垣的建筑年代，创建于北齐天保八年(557年)，是在秦汉马邑城旧址上扩建而成的。北齐天保年间(550—559年)迁朔州治于马邑，并在秦汉故城废址上重新筑城，朔州之名自此始。　　城为正方形，每面边长2000米左右。1983年6月调查，未发掘。残垣大部存在，残高6—10米，城宽12—20米，夯层厚度为7—12厘米，夯窝密集，夯窝直径2厘米左右。夯层内夹有大量的汉代陶片及布纹板瓦、绳纹筒瓦等。该城墙时代为北齐，是国内现存时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古城墙之一。　　(暂无图片，欢迎提供。)

汉墓群为文化旅游景点。　　介绍:　　 位于朔州市平朔露天煤矿生活区附近。已发掘的汉墓有800多座。墓葬分布密集。有墓穴、洞室、砖室、木椁等多种，墓道和墓室有多种形制。墓中所葬，大多属王、泰两姓家族，而且多是一棺一椁。墓中有陶器、铜器、玉器、漆器等生活用具和珍贵的殉葬品。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直径18厘米的百乳镜。乳镜聚于镜面，如繁星闪烁，是汉代铜镜中的佳品。此外，铜质四种熏炉、龟鹤博山炉，完好的棋盘等，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据考古人员认定，出土文物中最珍贵的是一件造型生动、工艺考究的鹈鹕衔鱼灯。整个灯用铜铸成，灯形作鹈鹕衔鱼伫立状。若将灯烛点燃，烟雾袅袅上升，进入鱼与鹈鹕相连的管道，凝积成烟灰，可导入鹈鹕体内，溶入水中。早在2，000年前的汉代就能设计出消除灯烟污染的灯具，实属难能可贵。墓群出土文物中，兵器所占比重很大。　　 　　 　　 山西朔州市　　(暂无图片，欢迎提供。)

　　介绍:　　 位于朔州市郊，平朔露天煤矿生活区内。度假村占地14公顷，由别墅、三星级宾馆、商务中心、免税商店、银行、健身娱乐中心、室内游泳池、网球场、 桑拿浴、中西餐厅、酒吧、歌舞厅组成，是旅游、疗养、度假、避暑、健身以及举办国内、国际会议的理想场所。 这里环境幽美，景色宜人，气候温凉，适于旅游度假。 度假村交通便利。有飞机从度假村直达北京、太原。同时,有超豪华旅行车，可游览山西著名的旅游景观佛教圣地五台山、大同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恒山悬空寺、芦芽山风景区及游览世界第一流的露天煤矿开采现场。 　　 山西朔州市　　(暂无图片，欢迎提供。)

　　 导 游: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辽国圣宗皇帝隆绪年幼即位，萧太后临朝摄政。宋太宗赵光义趁辽国“母寡子弱”之机，企图分三路兵马收复燕云十六州。中路以田重进为主将，出兵飞狐口；东路以曹彬为正将，米信为副将出兵雄州；西路以潘美为正将，杨业为副将出兵雁门关。杨业父子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很快收复了衰、朔、应、云四州。后来因东路曹彬、中路田重进作战失利，战场形势急转直下。 面对辽兵优势，宋军弱势之机，杨业主张采用“示形于东，而务于西”的战略，遭到潘美和监军王恍竭力反对，并强令杨业正面迎敌。杨业明知这样做是“以卵击石”，犯了兵家大忌，但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宋王朝的忠贞无二，只得勉强应战。 次日黎明，杨业率兵与辽军统帅耶律斜轮在朔州之东相遇，双方交战数回合，杨业寡不敌众，从早到晚坚持苦战，突出重围后，将辽军诱到陈家峪。满以为有潘美率兵接应，战局会转败为胜。谁知潘美心怀叵测，公报私仇，欲置杨业于死地，不发一卒相援，竟然宴坐高谈，以泄私恨。杨业此时与辽兵廖战不已，身上血映战袍，后来中箭落马被俘，-三日而亡。其余将士也都厮杀阵亡，尸体漫山遍野，血染狼儿村，其状惨不忍睹。 在大同旅游区内，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杨家后代遍布全国各地，受人尊重。 　 　 介 绍: 狼儿村位于朔州西南方向二十五公里处，此地又称陈家峪，也称陈家谷。狭谷南北走向，长达十里有余，东西两崖奇峰怪石，陡峭如壁，为自古兵家用武之地，宋朝抗辽名将杨业在此殉国。

　　雁门苦荞，是苦荞（学名 鞑靼dádá 荞）的一个种类，是指产自古雁门郡（古雁门关，今山西大同朔州一带）的苦荞。这里属于大陆性半干旱性气候区，四季分明，海拔高、偏寒，黄沙土质，土壤中富含硒、镁、锌、铁等元素。从秦汉时期就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鞑靼 族）聚集之地。 　　　　雁门苦荞，是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药食两用粮食，现在由山西雁门清高食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生产的雁门清高苦荞系列产品主要有苦荞健茶、苦荞米面主食、苦荞醋副食、苦荞休闲食品和苦荞家纺用品。 　　雁门苦荞故事 　　　　营养价值极高，日本和韩国人对苦荞特别钟爱。苦荞面食、点心、饮品、休闲食品等应有尽有，苦荞餐馆在街市、车站、码头、机场等随处可见，尽管价格不菲，生意却十分红火。 　　上世纪中国对外开放不久，日本派数人来中国寻找优质苦荞作物，雁门苦荞被高度关注。化验结果显示雁门苦荞在各类苦荞中功效最强，品种最优，最符合现代人的生理需求。遍寻苦荞的日本人对雁门苦荞由衷地赞叹：雁门苦荞，最好！不久，日本与山西有关部门签订了大量进口雁门苦荞的订单。 　　历史传说 　　　　相传在古晋朝时，国君育有九子，分域而治。有年，瘟疫流传甚广，病者四肢乏力，高烧不止，吃药也无济于事。短短十日，死伤无数。顿时，军民人人自危。且说八太子殊，治国有方，素有贤名。目睹百姓食不裹腹、病魔缠身，心如刀割。每日必焚香求神佑民。殊遂-为民请命避祸，随后携民众三千，入雁门地带。每有民众生病，殊总问病在侧，重泪相伴。食粮将罄，瘟风正盛，殊与民采野果、野菜度日。这天，掌管天庭司药的神农氏采药归，化作乞儿，混在民众中，欲掌控病情，解民倒悬。殊待如宾。神农感其诚恳悯农，将疫情上奏玉帝，久无帝讯。而瘟风日盛。神农情急，遂冒死盗来玉帝雁门苦荞仙麦，撒向雁门大地。翌日，遍野雁门苦荞麦。殊率民众采收麦粒。军民不忌其苦，唯求果腹不饥。数日，瘟疾不治而愈，百姓得以安康。 　　历史故事 　　　　追溯雁门苦荞的历史，早在宋朝就已有了“救皇粮”的故事。 　　众所周知，杨家将为中国历代所推崇，有着清正高尚的民族气节。一次，宋太宗及杨家将被辽军围于雁门关，几近断粮。太宗饥饿难忍，全身无力。士兵也大多体力消耗殆尽，伤病满营，但缺医少药而无法救治，战斗力大减。此时，百姓拿出当地名产雁门苦荞支援将士。饥饿多日的宋军，终于吃了顿饱饭，太宗更是赞叹苦荞的香醇美味。连食数日后，太宗体力充盈，将士们的病况更是不治自愈，军队战斗力得到恢复。 　　众人无不称奇，但不知奥妙何在，认为这是上天在保佑大宋，就将雁门苦荞称为“救皇粮”。细心的杨家将询问当地百姓，才知道当地百姓有人感觉身体不爽时，很少有人吃药，而是连吃几顿雁门苦荞饭，病即自愈。 　　后经几番苦战，杨家将终于突破包围，击退辽军。得胜回朝后，太宗仍念念不忘此事，御书“中国第一荞”赠送当地百姓，表达对雁门苦荞救皇有功的感激之意，并下令当地-将雁门苦荞作为“贡品”连年上贡。 　　正因为雁门苦荞的特殊疗效和神奇色彩，它在雁门当地才有“土四环素”的称谓。

　　五花营羊肉 　　　五花营是朔城区滋润乡的一个小村庄，位于市区东部，与山阴县毗连。这里的羊肉久负盛名。每年冬至前后，人们舍近求远，不从城内购买羊肉，纷纷去五花营争购。五花营的羊肉看上去色泽鲜嫩，白里透红；闻起来气味芬芳，异香扑鼻；吃起来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可口而无膻味。 　　　　据当地群众讲，五花营羊肉之所以深受欢迎，主要是与这里的水草有关。五花营下多湿地，牧草茂盛，草质特优，水源充足，最适宜喂养绵羊。村南和村北的滩地，多是青草、水稗、苦菜、蒲公英、豆瓣草等，并有不少药用植物。即使是冬天，羊也可以吃到充足的枯草和树叶。

　　片烤方肉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韩非子》一书中就有记载。制法：（1）取用鲜嫩猪肉，将硬五花肉（肋骨之下部位）带肋骨6--7根剁下，然后用长把铁叉沿肋骨下叉入。将肉皮朝下放在明炭火上烧燎，至猪肉焦黄变黑，表面起泡时取下。（2）把猪皮有面刮净，再用清水刷洗净，使猪皮表面呈虎皮色。（3）生炉烘烤，山西传统使用焖炉（一种烤鸭、烤肉的方形烤炉），点燃高粱杆，待火焰燃尽、冒完黑烟，乘赤红灰烬时，用棍、铲慢慢拨平，并将前次烤剩的余灰少许覆盖于红灰之上（以防火大，将肉烤焦），然后用铁钩将方肉钩吊入炉，盖严炉门。洪烤约90分钟左右，待肉油出尽视肉已熟时取出。（4）将方肉修整，先把排骨部分平刀片下，再将方肉切刀改成约5厘米宽的大块，用利刀连皮切成薄片（定须切薄），码摆入盘内。（5）趁热上桌，上菜时须配葱丝、甜面酱、萝卜条或黄瓜条及荷叶饼，就像吃烤鸭一样，将饼面抹匀面酱，加放葱丝、肉片，裹卷起来吃，如果嫌腻还可再加萝卜条或黄瓜条。特点：吃片烤方肉如吃北京烤鸭，肥嫩不腻，香咸可口，吃完烤肉，酒足饭饱，余香悠长。 　　

　　地萝菜又名东洋人参、活命仙根等异称。属多年生草本根茎植物，源于亚马逊河流域原始丛林，高1--2米，上部多分枝主根肉质，叶片呈广卵心脏形，叶边缘稍带波状，花冠先端仅5浅裂，呈青、红、黄、白、黑五色组成筒状，花期6--7月，果期7--8月，因其花冠色泽怪异被人们移植培育，味主甘、入脾、属土。 　　 在塞北朔州地区，秋末的时候，各大菜市厂就会销售地箩，买回去一般都是装罐腌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腌地萝，腌好以后可以直接食用，口感清脆，会有一种纯天然的味道，有时候也可以和其他菜一起腌制，搭配好的话，就可以成为一道可口的下酒菜，它还有的很多的药用价值，滋补脾胃，冬天食用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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